清初的治学精神 (随机抽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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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遗民学者，惩于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心学风行，学风空疏、虚浮，党争不休，导致国家灭亡，异族入主中原的惨况，痛定思痛，导致学风为之一变而为立足于文献考证的经世致用。过去学者在讨论这一变化时，多有分歧。钱宾四（穆）先生不同意梁任公（启超）先生把这一转变简单归于明清易代，认为是宋代理学传统中朱熹“道问学”一系学术思想内在演变的结果。其实，钱先生也并非不知明清易代与学风转化之间若合符节的关系，只是并不认同把两者简单划上等号。我无意在此妄议前辈大师的得失，仅仅谈谈这种转变的具体情形。
在《答友人论学书》中，友人来札谈心谈性，顾亭林（炎武）云儒家经典不谈此类。《与友人论学书》则云，“孔子教人先之以博学，平易而可循。”《答友人论学书》并谓：“杨子有云：‘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少闻则无约也，少见则无卓也。’此其语有所自来，不可以其出于子云而废之也。世之君子苦博学明善之难，而乐夫一超顿悟之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无人而不论学矣，能弗畔于道者谁乎？”（《顾亭林诗文集》，第141页）杨子即汉代文学家扬雄，他提出，只有多见多闻，方能有卓越的见识。正如孔子在论语中所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明人之弊，在学而不思。亭林似乎对扬雄不是很感冒，但君子不隐人之善，尤其是扬雄的言论与自己的思想相契合的时候。
这样的思想，在亭林的文章中可谓比比皆是。《与友人论学书》可谓道出了亭林学风的宗旨。云：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顾亭林诗文集》，第44页）亭林之言，验诸时下之学风，可谓正中其弊。“行己有耻”即老辈先生们经常告诫后辈的“读书先要做人”的道理，做人不诚不敬，偷奸耍滑，利欲熏心，焉能勤力于“博学于文”？反之，尽管不必然是行己无耻，知识的限制所常具有的思想的狭隘，则难以避免。
亭林的思考，还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他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说在乎孔子之学琴于师襄也，已习其数，然后可以得其志；已习其志，然后可以得其为人。是虽孔子之天纵，未尝不求之象数也。故其自言曰：‘下学而上达。’”（《日知录》卷一，“形而下者谓之器”条）道即不同事物所蕴含的共通之理，器与象数，则指具体的事物及其分别。孔子曾言：“吾道一以贯之”，又言“下学而上达”，正是清楚地表明，思想的真实性，必须附着于或寓于现实世界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否则，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虽然我并不相信什么唯物论，但思维和认识的基本过程，唯物论讲的并不错，亭林之论，与此可谓暗合。我总觉得这些所谓理论，并没有什么玄奥之处，正如人不吃饭就要饥饿，不睡觉就要困顿一样。可偏偏到了文明日进的时代，知识阶层眼睛只知向上看，却忘记了脚下的水井，才会出现思维过程颠倒的情形。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马列主义，不管唯心、唯物，只要是主义或思想出现这样高高在上的情形，都会堕入此弊。
亭林对于我辈读史之人的启示，在于“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后人知此法者鲜矣，惟班孟坚间一有之。”（《日知录》卷26《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数十年来，治史、学史者每每以观点、理论衡量高下，而疏于求实证，不是“论从史出”，而是“以论代史”，强迫史料为史论服务，与史论不合的史料，往往遭到删除或腰斩。近些年来，学术空疏的情形已经渐有转变，但遗风流弊，在很多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其为患不在小。白寿彝先生为表彰亭林在史学认识上贡献，特作《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一文，详尽地阐发了亭林此条的精义。（见《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
不单亭林如此，并世大儒黄梨洲（宗羲）亦云：“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更滋流弊，故学者必先穷经。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读书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引自《清代学术概论》，第17页）正与亭林之说相合。不过，梨洲除了指出明人学术的弊端，要多读书、读史，与亭林一致外，更强调了“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正显示了他作为心学一脉，对心学的伟大贡献的继承。而不同于亭林源于朱子的思想本质。但他们与王船山（夫之）、颜习斋（元）等大儒，思想的取向从根本上来说，虽然具体的思想和研究领域（象数）各有不同，实则博闻多学以求理的取向是一致的。
到了乾嘉考据盛行的时期，这些清初前辈的学术思想，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大大促进了中国学术传统的知识基础和理性基础。崔述在乾嘉时代，可谓独学无友，但他也在读书中接受了这些前辈的遗泽，他在《考信录提要·释例》中提到：“凡人多所见则少所误，少所见则多所误。”（崔述《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正是一个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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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30 8:29:24 Views: Comments: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