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翻书,在《饮冰室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之五中看到一封戊戌变法后梁启超逃亡海外致李鸿章的一封信,《上粤督李傅相书》。其中讨论到瓜分之局势,清政府对康南海之迫害,民权伸张之必要性等重要问题,但我觉得最有趣味的,反倒是信的开头和结尾所述双方之关系。李鸿章屡次对逃亡海外的梁启超的问候,梁对李的尊重和期待,这都并非凭想当然所能了解的隐秘关系。抄录如下:
合肥相国年伯大人阁下:不相见者二十阅月矣。去国以来,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私心感激,诚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旧,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启超也。毋亦发于爱才之盛心,以为孺子可教,而如此国运,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没世耶?启超自顾愚陋,固不足以当我公之期许。虽然,公之所以待启超者,不可谓不厚,所以爱启超者,不可谓不深,每一念及,无以为报。窃闻之,君子爱人以德,仁者赠人以言,公之所以惠启超者在是,启超所欲还以报公者,亦即在是,故敢竭尽其愚,惟垂采焉。……启超以负罪亡人,本当引嫌自远,但以公既殷勤垂爱,不可无以为报,可与言而不言,非所以待公也。而此书所言,又知其必不为公累,故除邮寄钧览之外,更布之于各报馆,幸勿为怪。热血在腔,随笔坋涌,恐贵人事忙,不能看冗长文字,故略陈一二,不尽所言。
这封信大概当时上海的报纸是可以看到的。难道梁启超就不怕牵连李鸿章吗?毕竟李对他是一番好意。或许,当时之形势,李鸿章权力之大,已经没有人可以约束他与戊戌变法的领袖的交往?另外,记得梁启超在李鸿章去世不久,即为之作传,此书很容易找到。到底他们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在戊戌变法之前及变法过程中,他们之间的交往情形又是怎样的?
偶读此书信,对于梁、李两位历史人物的关系,颇为好奇。今后有机会,当搜寻与此事有关之史料,探其究竟。不知今人有无详细探究双方关系的论著?也期盼了解晚清史事的行家予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