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从妻的书架上抽出一本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的《知识分子与市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1年），其中的上篇是《关于大学》，因为不长，就一口气读完。应该说这本书是很有趣的，完全可以和韦伯的《学术与政治》、科塞的《理念人》、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等论述知识分子的名著对照着来读。斯蒂格勒是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据妻说，他是经济学家中具有很深思想史修养的学者，而且是极少见的能够写出漂亮的经济学小品文的学者，拥有很多非专业的读者群。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如何看待大学、教师、学术、自由呢？他提出了一些见解。我匆匆浏览之下，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对专业化的论述，这一点他与韦伯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无疑他对基于劳动分工之上的学术专业化，具有更加鲜明的态度，当然，似乎理路也更加清晰。这大概也是专业化带来的好处。
他首先驳斥那种想要无所不知的企图或者设想，“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想法”。（第12页）接着就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提到的著名的劳动分工例证，制作钉子为例，一个人独自工作，大概每天只能生产20颗钉子，如果将生产任务在十个人中间分配，每个人可以专门负责一道工序，他们就可以每天生产48，000颗钉子。基于此，他进而论述专业化对于学术的意义。
因为时间关系，我仅仅做一些简单的摘抄：
“对于年轻学者来说，专业化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比年长的、更有经验的同事获得更多的知识。事实上，针对知识的日益积累，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学者，都只有两种应对办法：普遍化（或一般化）和专业化，并且，专业化要比普遍化更有效。”（第12页）
“在学术领域里，专业化也是通向效率的最佳途径。受到广泛培训的人，在任何一个领域肯定都比不上具有同等能力和精力、但专门致力于该领域研究的人。其实，科学发展到今天，一个人如果打算全面探究整个科学或者学科，他就被看成一个普及者（新闻工作者），或者，甚至是一个假充内行的人，但肯定不会被看成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学者。”（第13页）
与学术的专业化相应的，是他对好教师的标准：
“以我之见，好教师不是以他的知识面宽、讲课条理清晰或者学生们的课堂反映好而著称的。他的基本任务不是传播和散布知识，因为在这方面，他根本无法与书面文字相比，相反，他的任务是激发学生们对知识的真诚的好奇心，逐渐灌输一个学者的良知——传授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的大量冒险行为和高尚品行。”（第16页）
他认为，教师仅仅广泛的阅读和深刻的反思做传声筒就变成专业人士是不可能的。“一方面，从心理学上说，它是不大可能的：它要求一个人有能力广泛地阅读，并具有相应的智力进行创造性思考，同时又不从事任何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从科学上说，它也是不大可能的：它要求一个人必须有能力理解许多科学，而他根本没有参与形成这些科学。”进而指出，“只有那些试图完善这些思想（比如，经济思想，指专门人士所研究的）的人们，才知道它们的优点和缺点。做学问可不是一种能够吸引观众的运动项目。”（第16页）
因此，“好教师几乎不可避免要从事研究工作，这些研究要在专业领域受到尊敬，就必须是专业化的研究。”相反，那些不具备专业化素质的教师的状况则是：“教师们被迫花费大量时间，以获得哪怕是最低要求的知识，够他们在课堂之外所用。对于一些合情合理的问题，他非常厌烦说自己不知道答案，从而形成了一种制造答案的癖好，于是，学生们也逐渐相信，许多学科都是蜻蜓点水般略知一二，是受过正规教育者的标志。”（第17页）
对于我这样粗疏成性的家伙来说，斯蒂格勒的说法，实在是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虽然他也提到斯密在十八世纪的爱丁堡大学，几乎无所不教的经历，但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似乎那完全是不可能的。至少对于斯蒂格勒来说，就是如此。其实，原先也看过韦伯的说法，以及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的说法，现实中专业化的氛围也越来越强，明眼人都可以清楚地了解，现实正是斯蒂格勒描述的那样。虽然对于商品生产与知识生产相互类比，多少有些疑问，但从这些摘抄中得到更多的，则是警示。这一番道理，有很多师友都谈到过，但要真正认识，却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