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买了韦伯的《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2005年），总之是买回来就没有读过，直到文智提出读书会第一本要读的，就是这本薄薄的《学术与政治》，才开始断断续续地读，直到昨天，算是全书读完，后面附录的内容，卡勒《科学职业》、特勒尔奇《科学中的革命》、舍勒《社会学、学术及世界观之形成》三篇尚未读。今天下午又重读了一遍《以学术为业》，才对这篇文章的脉络有了一点儿理解。
这篇文章原本是1919年韦伯对慕尼黑的一些青年学子发表的演讲，谈论一个以学术为业的人遇到的种种问题。原本讲演是没有分节的，冯先生在翻译的时候，区分为八节，并分别按照内容概括出小节的标题。
在第一节“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里，韦伯用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先谈德国和美国大学组织和制度的差别，德国先从编外讲师做起，没有薪水，只有听课费；美国大学里先从助教做起，有一份微薄低薪水。这样的收入状况，对于需要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学者来说，当然影响很大。但两者还有不同之处，在这个阶段，美国的学者常常有被解雇的境遇，而德国的编外讲师，则是一旦占据这个职位，就没有人可以让他离开，但他也没有要求什么的权利。另外，德国的编外讲师讲课比较少，而美国的讲师则是超负荷上课。但到韦伯的时代，德国的大学组织已经开始美国化。现在如何，只有希望有相关知识的人来介绍一下。
“大学教师中谁也不喜欢回忆那些有关聘任的讨论，因为他们很少有愉快的经历。”在中国现在恐怕也是如此。韦伯提到晋升的时候，说起一个很怪异的词：“运气”。这涉及到推荐和选举教授的制度。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在此，韦伯提出大学教师的一个困境：“他不但必需具备学者的资格，还得是一名合格的教师，两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事情。”听课者的多寡可以测算教师的受欢迎程度，但无法测算一个学者的素质。这样的矛盾常常会遇到。“按照德国的传统，大学应同时对研究和教学的要求做出裁判。但是将这两种才能集于一身，却纯粹是靠运气。可见，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
关于大学教师的职责时对于教学和研究有如下说法：“我对那些门庭若市的课程深感怀疑，尽管这种现象难以避免。民主只应当拥在适当的地方，而德国大学传统中所实践的，是精神贵族式的学术教育，对此我们无须讳言。的确，以恰当的方式将科学问题呈现出来，使一个未曾受学但具备领悟力的头脑能够理解这些问题，继而能对它们进行独立的思考（对我们来说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大概是教育事业中最艰难的任务。”这样明确的教学目标，至少我个人是十分认同的。过去曾经思考过教学和研究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在大学中，教师的研究是教学的基础，一个没有研究经验或者研究热情的人，很难胜任教学的任务。但在平日里，却又很少强化自己在研究方面的努力，这是今后需要时时提醒自己的地方。
在第二节“学术工作中的机遇和灵感”中，实际上讨论的是教师的研究所需要的特质。
韦伯首先强调的是学术的专业化。“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因此任何人如果他无法迫使自己相信，他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在眼前这份草稿的这一段里所做的这个推断是否正确，那么他便同学术无缘了。他绝不会在内心中经历到所谓的科学体验。没有这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狂迷，没有这份热情，……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
但韦伯很清楚，仅仅有热情或狂迷是不够的。他引用他人的话说，“业余与专家的不同，只在于他的工作方法缺乏严整的确定性，因此他通常做不到对他的想法所包含的全部意义进行控制、评估和贯彻到底。想法并不能取代工作，但换个角度说，工作也同热情差不多，不能取代想法或迫使想法出现。”毫无疑问，两者需要结合。
韦伯认为，从事科学研究，必需全身心的投入：“在科学的领地，个性是只有那些全心服膺他的学科要求的人才具备的，不惟在科学中如此。我们不知道有哪位伟大的艺术家，他除了献身于自己的工作，完全献身于自己的工作，还会做别的事情。”并说，就是歌德那样千年一遇的天才，也不可能任性所谓，必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这倒是，《浮士德》那样的巨著，没有艰苦的投入，怎么可能做得出呢？
如果说，这些要求并不特别稀奇，只不过重复了前人对于科学研究的一般说法而已。那么，他对于科学研究的局限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我们每一位科学家都知道，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在10年、20年或50年内就会过时。这就是科学的命运，当然，也是科学工作的真正意义所在。……每一次科学的完成都意味着新的问题，科学请求被人超越，请求相形见绌。任何希望投身于科学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一事实。”
只抄录了两节的部分内容，其他的内容以后再抄。目的是为读书会做准备，另外，也尝试着加强一下个人的专业化意识，否则真是应该换个地方混饭吃了。至于韦伯说的是否正确，那另当别论，尤其不能拿我抄来的这些零星内容，作为判断韦伯的依据，若要真正思考相关问题，还是应该去读原书。
韦伯在此与前一篇转贴的《给青年研究者的忠告》，在精神上颇有一致之处，他们也恰恰是同一代人。到底该怎样理解那个时代的学者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碰到的一些当代学者，也是和他们在此所说的有异曲同工之处。应该说，科学研究的确需要这样的精神气质和方法。但那个时代的人与现在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不甚相同之处，或许就是对于一些认识领域过于坚定的信仰，比如何为正确的，比如对于国家的态度。虽然按照特纳在附录五《探讨马克斯·韦伯》中对韦伯的现代性思想有所分析，但在读这篇《以学术为业》的文章过程中，还是能够感受到他对于理性化的坚定信仰，虽然他也不时有很多的怀疑提出来。仅仅是个人感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