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益民de博客

昨天下午的史学理论课，读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从三点到六点半，中间也没有休息，我发现自己还真是变态得可以。下次一定要中间休息一下的，否则身体比较疲惫，精神也紧张，气氛会过于死板，效果反而不好。我一向懒散，希望上课的气氛也轻松一些，可不知为何，一到正式场合，就会大脑短路，或者心有畏惧，脸上的肉皮难免会发生板结现象。在此要对六位一起参与的同学说声抱歉。
第一次尝试着用读书会的方式来上课，为什么这样做呢？
现在这些同学的课程太多，除了自己导师的课，还有外语课、政治课、辅修课程、法语等等，此外，每位老师都会布置读书的任务和作业。在这样繁重的课业中，像史学理论这门课，虽然是专业基础课，但实际上很少人重视，该怎样上呢？去年我采取的是老办法，发讲义，在课堂上讲，同学们听着很辛苦，效果也一般。应该说，如果没有个人的自主探究和讨论，就会背离研究生学习的基本要求。因此，这样两周一次的读书交流的方式，还是可行的，负担不算重，同时可以读几种好书。
其实，这种上课的方式在史学领域，从德国十九世纪史学名家兰克开始成为重要的教学方式，学界一般都称作seminar，而读某一种书进行交流应该算是它的形式之一。据我所知，国外和香港的很多大学里上课都采用的是这种方式，来自台湾的Felix兄介绍他们在台湾读研究所的时候，也是采用这种读书的办法。国内很多老师也采取这种方式的。当然，具体方式有所不同，比如，有些是专题研讨，有些是细读某一经典，还有的是读某一种书的交流等。前两者条件我们都不具备，因此，还是选择了后者。
严耕望先生在他的《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中，记载他抗战中跟随钱穆先生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读书时，讲述他们的讨论会的情形：“就研究所的正式工作言，不论研究员或助理员，都各自选定论题，自由钻研，只是每个星期六举行一次讲论会，分组轮流讲演，或作读书报告。每组研究员一人，助理员两人。讲者词毕，与会者共同讨论。最后由顾钱（顾颉刚、钱穆）两位先生作论评。我参加讲论会时，顾先生已到重庆，主要的是由先生论评得失或补充。我感到最得益处的，是先生随时提醒诸生，要向大处看、远处看，不能执着的尽在小处琢磨，忘记大目标；尽往小处做，不能有大成就。先生在论评诸生所讲内容时，又往往代为发挥。”（第270页）
钱穆先生这样的讲法，显然是专题讨论的办法。另外，我很惭愧，钱先生要求要向大处看，我却每每希望同学关注文本和细节的多层次理解。这也是没办法的，我们的史学基础和讨论气氛，实在差得太远。与其一味强调如何注意大问题，还不如扎扎实实了解如何解读文本。这个问题等一会儿还会谈到。
过去还看到玛丽亚·露西亚·帕拉蕾丝－伯克所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著名史家金兹堡（Ginzburg）回忆他在比萨大学读书时，参加得利奥·坎蒂莫里主持的有关雅各布·布克哈特的《世界历史沉思录》的研讨班的情形：坎蒂莫里的研讨班是这样开始的。他在讲桌边上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能读德文，我们中间没几人可以。然后，他就开始将德文文本与不同语言的若干种译文进行比较。一个星期之后，我想，我们读了12行。那真是一个让人惊异的经历，如今依然着我。最近，我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研讨班上，一开始就对学生们说：“在意大利有一场运动叫‘慢餐’，与快餐正好相反。我的研讨班将会是一场慢读的实验。”与此同时，我发现了一句引文，是罗曼·雅各布森说的一句话，“语文学乃是慢读的艺术”，后来我发现这句话的源头是在尼采那儿。我很欣赏这种慢读的观念。因此，坎蒂莫里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转折点，尽管我并没有马上就决定了要献身历史学。
我也曾经受过一点儿慢读的训练，只是当初并不了解其中的意义，到了自己开始自主读书的过程中，才慢慢能够对此有一点儿认识。去年读金兹堡的回忆时，感触很深。但说平日工作、学习过程中细读何种典籍，还真是很难抉择的。对于自己来说，尚且好说，《论语》、《左传》、《孟子》、《史记》、《日知录》、《廿二史劄记》都是很好的细读对象，只是心浮气躁，一时只是蜻蜓点水去选择一些部分细读而已。但对于上史学理论课的同学，却难以选择。读史学理论名著如《历史的观念》，自己无疑是没有能力做出更多的细致解读的。即使有一天选择此书，还要假以时日。所以，只好选择每两周读一种书，就是前面所说的《治史三书》、《历史是什么》、罗素《论历史》、《历史的观念》、布罗代尔《论历史》，没有足够的能力，粗读也是不得已的办法。但还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读书过程，当作一种细读的开始。
先由这些同学提出问题，他们都买了或复印了《治史三书》，也基本读过。他们提出的问题似乎更多集中在选题上，比如LY同学，谈到严先生说起的年轻的时候要做小问题，中年要做大问题，选题是否需要立足于经世致用上；W同学则提到严先生所言治史当更多关注普通史事。这些都关系到选题问题。我个人以为，无论是大问题、小问题，还是经世致用、普通史事，实际上都是一种主观划分，具有很强的相对性，虽说也不能不说社会普遍认识的影响在这种划分中的影响。
而C同学则提起理论在历史研读中的作用。现在很多同学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往往是理论而不是问题本身，甚至有些老师对于没有使用理论的文章认为是没有深度。因为不了解他人的具体想法，固然不可轻议。但在实践中，却每每看到文章徒具理论的框架，充斥着各种吓人的名词，却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深入和细致的分析，塞入一些例证完事。这等于是一个徒有虚名的空壳。我认为，理论的主要作用是是开拓视野和思维的，对于历史探究而言，只能是辅助的工具。而严先生在这一点上尤其坚持。
LL同学比较关心严先生所说“不要忽略反面证据”，但却没有读相关的例证，即某个日本学者根据宋人一则笔记就断言北宋时是能源革命的时期，严先生随手举出五条材料以反驳他。当我要求她读第一个反证材料，欧阳修的一首诗时，却有些畏难情绪，不敢读。实际上，我们一起读，要从证据的层面上去理解，并不很难。YF同学问及严先生反驳读历史必先读中文的说法，严先生所驳斥者到底是怎样想的？其实，打基础的说法，在学界盛行，固然49年以后的教育导致很多人对于传统典籍的不重视，是打中文基础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乏一些学者思维本身界限和静态思维有关系。
HJ谈及严先生记录的钱穆先生的说法，即职官和地理乃历史学的两个轮子，在世界史研究中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不是很了解，但这样的问题只能随着文化交流和开放的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长期在西方求学，熟悉西方的语言、语境和文化背景，才可能逐渐深入。
总的来说，同学们都已经尽力，但我感到严先生的书读得不熟，这也不能怪他们，毕竟其中涉及的例子，均来自于中国古代史，对于他们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但是，存在三个问题。其一，问题太浮泛，表达也不甚准确，当然，这也是我们需要在讨论中不断来磨砺我们的头脑的原因，但严先生关于史学很多精微的见解，都被忽略或者未曾注意，比如专精与博通、翻材料与读书、史料的比对、论文的体例等问题。其二，对于文本的理解存在很多问题，对于理解的多层次性的把握意识不足。其三，似乎很少有同学会仔细研读严先生所举的例证。
读书的基础是对于文句的具体而微的把握，也就是金兹堡所说的慢读，缺乏这样的基础和训练，对于今后的学习和研究是很不利的。因此，虽然我选择了一本并不理论的书作为出发点，但涉及到的问题，均是一个大历史学家的甘苦自道，却无一不与理论应当探究的问题有关。或许，这又是我这个不通理论的人的一种托词吧。
我问过这些同学他们怎样看待我们这样的上课方式，以及他们的意见，但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应。或许刚开始读书，刚认识，我们还比较生疏，希望能了解他们所想的。但就个人而言，我仿佛找到了一种极为有效的读书途径，就是这种读书会，为了面对同学的挑战，我必须反复读书，至少我感觉收获很大。
希望下一次读《历史是什么》，我们都能有更多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