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友问及唐嘉弘先生在研究楚国继承制度时提出楚国实行的是“立王（立君）制”，即按照君王或贵族的意志预定接班人。（唐嘉弘．论楚王的继承制度——兼论先秦君位传袭演变［Ｊ］．中州学刊，1990年第一期）
唐先生是我国先秦史前辈学者，不敢怠慢。但找到唐先生的文章，匆匆读了一过，深感失望，论据不够确实、似是而非之处颇多，因为时间关系，就不罗列。唐先生认为，先秦嫡长子继承制不过是个理想的制度，但实际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根本不会依据所谓的传统原则行事，于是把这种种情形，无论是君主、大臣、女主所立之君，还是父子兄弟相残而自立，统统归之于他自己所提出的“立王制”。此说到底如何，暂且不言。下面仅仅讨论他所说“立君”的两条直接文献根据。
《尚书·无逸》（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在前面回顾了商代几个贤王之后，云：“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厥之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内容很好理解。但孙星衍并未对“立王”做任何解释。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也完全没有解释。孔颖达《尚书正义》伪孔注倒是解释了，很简单：“从是三王，各承其后而立者，生则逸豫无度。”如此看来，此处的立王，不过是继立的意思。并无特别含意。
《诗经·大雅·桑柔》小序云此篇之义曰：“芮伯哀厉王也。”原诗为“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郑玄）笺：‘以穷尽我王所恃而立者。’瑞辰按：‘立、粒古通用，《思文》诗：’立我烝民’，笺：‘立当作粒。’此诗立当亦粒之省借，粒犹谷也。……王，犹长也。粒王犹云谷长，谓天先残灭其五谷之长。下云：‘稼穑卒痒’，乃言五谷尽病耳。笺以立王为所恃立以为王者之物，失其义矣。”此说颇为怪异。然而此处马瑞辰实在是取自郑笺。但有断章取义之嫌，郑笺原文为：“灭，尽也。虫食苗根曰蟊，食节曰贼。耕种曰稼，收敛曰穑。卒，尽。痒，病也。天下丧乱，国家之灾，以穷尽我王所恃立者，谓虫孽为害，五谷尽病。”故孔颖达云：“则知灭我立王者，是灭谷也，故笺辨之穷尽我王所恃而立者，正谓虫灾为害五谷，。尽病以言尽，故知总五谷也。”（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其实，两说一从文字，一从上下文，其解则无二致。朱熹《诗集传》（岳麓书社）：“言天降丧乱，固已灭我所立之王矣。”内容不同。陈子展《诗三百解题》（复旦大学出版社），对此也有较详辨析，不一一抄录。
《诗经》立王之说，更是颇有歧义。再说，就算诗中提到立王，也不过就是周厉王，如何能简单地就偷换概念成了“周王”？两条孤立且有具体含意的史料，不详加讨论，如何能断言就是所谓继承制度？另外，唐先生此文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两条史料理解是否完全确切，而是整篇文章的逻辑有问题。他把嫡长子继承制和立君制区分开来，其意无疑认为，嫡长子继承制，是君主说了不算数，非要根据传统的继立原则不可。根据《左传》、《国语》和《史记》来看，当时中原各国在一般情况下，是依据此观念行事的。但实际政治活动中，变数太多，因此很难真正实行。相反，立王制则与此不同，主要取决于君主或大臣的选择，甚至女主，或后来君主自身的争夺。但既然包含各种可能性的选择，又怎可称之为制度？这与制度的含意是相违背的，制度乃变中之常。唐先生此文，否定了变中之常，只承认变而否定常，所谓制度也就失去了其逻辑基础。
此说名为创新，但于古无据，文献理解有误，其中细节矛盾相悖之处，大概、似乎、可能，比比皆是，实则有标新立异之嫌。我无意攻击前辈，仅仅就事论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