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继续抄梁任公的《年谱》，可早晨躺在床上突然想到过去的一个问题，就先写它。梁任公的事情大把，明天写也不迟。
在北方念书的时候，晚上和妻打电话说悄悄话的时候，总是要到宿舍一墙之隔的学院南路上去打磁卡电话。虽然宿舍有电话，但会影响同学读书和写作，另外，说悄悄话总不好意思在众人跟前说的。那时学院南路一溜大头磁卡电话，就是上面像个圆球似的那种，每个有两面，就是两部电话机。我常去的电话旁，正好是一个报摊。每次打完电话，都会顺手拿上一份报纸回去看。时间长了，就渐渐发现了问题。
那时读书虽然极不入门，但老师的话却时常起作用的。刘先生告诉我读书要读出文字背后的东西，凡事都要尝试着往下多思考几层意思。书没好好读，看报摊却似乎明白了这个道理。因为我们住的学十三楼要到学四饭堂，中间也路过一个报摊，在饭堂正南的路口边。我发现：这个每天师生如潮路过的报摊，每天晚上都是开饭时间就关门了，大约就是五点钟。相反，外面那个在人行道上的报摊每每要到八点钟多一点才关门。两个报摊关门的时间相差三个多小时。在广州，报摊开到十点钟都不是问题，但北京天冷，大多数人又都不是很习惯晚上还在街上，八点钟算是比较晚了。这是什么道理呢？
预先要说明的是，这仅仅是我的观察，无疑是事实。但为什么，我并没有去找摊主们调查，下面都仅仅是猜测。虽然看似小问题，但实则对于个人来说，并非小问题。想想看，谁愿意每天比干同样工作的人，多工作三个多钟头，而且一年四季均是如此？如此一算，生活的幸福指数孰高孰低，一望可知。除了时间和体力的付出以外，外面的摊主还要承受不能按时吃饭，不能早早与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等等。让一个人付出比别人多很多精力的理由，最主要的有两点：他们的收入的多少和生活的态度。如果生活困顿，能够用延长劳动时间多挣几个钱，也是很自然的。另外，如果大家日子都过得一般，但一个人并不满足于此，他希望能通过多劳动，获得更好的收入，改善境遇；但另外一个人却可能宁可钱紧张一些，却安之若素地早早收摊，享受家庭的温暖和幸福，这也是可能的。但我的推测是：收摊早晚取决于收入。理由是校园报摊附近每天人流量太大了，我喜欢看体育新闻，时常中午吃饭去买《体坛周报》就卖完了，只好再骑车跑到外面买。而学院南路报摊到晚上八点照样能买到，那条路不是主干道，旁边是两个大学长长的院墙，没有店铺，步行的人很少。对面也是很少有店铺，人也很少。它的主顾只能是那些上下班骑车的人。上下班人流虽然不算少，但毕竟大多顾不上买报，哪里能与学校里川流不息的学生相比？再者说了，那些上班族，又怎能比得上大学生们的优游自在？还有，校外马路上的报摊隔上一段路就一个，它们是有竞争对手的，这些上班族，买谁的不是买？而学校的报摊呢？独此一家。如此一算，校内报摊一个小时赚到的钱，恐怕比校外的多一倍都不止。因此也就难怪校内摊主会早早收摊了。
这样想的时候，还吓了一大跳：本来在我们眼里，经营报摊的，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生活比较困顿的人，但他们之间竟然也分出三六九等，有着如此大的差别！
按着刘先生让再多想想的教诲，还可以接着想的是：为什么两个人会得到不同的报摊？具体情况我自然难以知晓。但学校报摊的摊主，与总务处的人有关系，是无疑的。否则，需要这样的机会的人多去了，难道还要招标不成？这是中国人生活的无言的规则：近水楼台先得月，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报摊。
以上是那时的想法。今天觉得这个小小的问题还有继续想下去的必要。
回到广州，又有所不同。校外、校内的报摊都开到很晚，外面的报摊时常开到十点钟，校内的报摊也差不多。不过校内的在时间上有有所不同。早几年的时候，他们常常开到十一点钟，最近两年，一般也就开到九点钟左右。广州的报摊开到比较晚，有好几个原因：广州气候温暖，人们喜欢过夜生活，几乎所有的店铺，都比北方要晚关几个钟头的；另外，我总觉得北方人不够南方人勤快，不是人本身的问题，而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北方寒冷的冬天，在农村，人们习惯了猫冬。另外，作为商业都市，在草根阶层的经营范围内，广州无疑要比北京的商业氛围、竞争氛围以及进取心方面强不少。不知这样的解释是否合理？
校内报摊前后时间的缩减，又为了什么呢？我个人的直觉是互联网。校园的互联网和电脑普及率无疑是中国最高的地方，有了互联网，人们看新闻、了解各种信息，就不必依赖报纸了。比如我，现在就很少买体育方面的报纸。还能说明南北商业意识不同的一点就是，南方校园中的报摊，都是多种经营的，饮料、小孩玩具、用品等等，都是兼营的。印象里的北方校园报摊，则不是这样。
小小的报摊，竟然让我说了那么久，是不是有些变态？或许是职业病。记得刚想到这个道理的时候，有一天和师妹一起聊天，她还大大地夸奖我观察细致呢。很惭愧的是，先生精妙的读书心得，我读书用不上，却用在不相干的事情上了。真是不务正业。不过，谁又能说，社会不是一本大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