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马保春先生《晋国历史地理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关于骊戎所在地的探讨。
自古以来，人们大都认为骊戎就在今关中东部临潼境内的骊山。除了马先生在此引证的韦昭、杜预所说以外，《水经注》亦云：“渭水又东，石川水南注焉。渭水又东，戏水注之，水出丽山冯公谷。东北流，又北迳丽戎城东。《春秋·晋献公五年》（原点校如此）伐之，获丽姬于是邑。丽戎，男国也，姬姓。秦之丽邑矣。”杨守敬、熊会贞对此亦无异词。（见《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见书太少，不敢说古无异词，但基本倾向于此是肯定的。
按照马先生的引证，我才知道现代学者对此颇有争议。蒙文通先生在《中国古代民族移徙考》（《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6、7合期，1937年）质疑旧说，认为那时晋国的攻伐达不到那么远。陈槃先生《春秋卢戎、骊戎、陆浑之戎、姜戎别纪》（《大陆杂志》第22卷第10期，1961年）一文，基本赞同蒙先生的意见。顾颉刚先生于《浪口村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进一步指出，晋国当时疆域仅及于山西东南部，黄河东岸、北岸的耿、魏、虞、虢诸国均在，如何能越过诸国去讨伐黄河西岸较远的骊山地区呢？
谭其骧先生是顾颉刚先生的学生，所以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也因此采用了顾先生的说法，置骊戎于今山西东南角晋城之南。（见第一册，22－23页）
后来沈长云先生的一篇《骊戎考》，发表于《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认为虽然此时诸国未灭，但不能阻止晋人进入河西地区扩张。马先生也赞同传统说法和沈先生的论证。认为曲沃旁支对涑水流域的经营或许已久，因此顺涑水而下，于蒲津渡河，也并非不可能。
沈先生的说法，也是有道理的，春秋时代，越国争战的例子比比皆是。为什么晋献公就不能远征其实并不多么遥远的今天的骊山呢？况且去晋东南的路途直线距离100公里左右，而骊山距绛直线距离也不过200多公里。并非多么了不得的距离。但相反的观点也并非没有道理，似乎在文献当中，很少看到有晋人在今西安一带活动的记载。不过，根据马先生的说法，晋国在黄河西南岸地区的河外五城，应该是晋献公时代所占据，这大概是事实，因为晋惠公在登位之前，就许诺把这五个城邑给秦穆公，这是他获得秦国支持的重要条件。若如此，晋国在献公时代未曾在西安以东地区活动的想法，就根本不成立。
究竟如何？总须要先看完各家原文再说。这里的猜测不足为凭。古说我均已找到，但提到的几篇论文，手头却只有《浪口村随笔》，也因堆放混乱而不见。其他的文章都找齐，只怕还要费一番工夫。
先记在这里，以后慢慢查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