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益民de博客

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学校的讲座很多，开始热情还是挺高的。听了几次后，就很少再去听了。如今已经有二十年了，听过的讲座屈指可数。记忆当中，大概只有何兹全、何兆武、刘家和几位老先生的。不愿听讲座的原因，不是自大，自己几斤几两，我还是知道的。可能是因为当时太缺乏判断力，听了也都懵懵懂懂的，脑袋乱得如同一团浆糊，与其这样，倒不如不去，头脑还清净些。讲座的人有无影响呢？当时吉林大学有个老师，自云最喜欢讲座，但听了两场，相同之处不少，大都与他去美国的见闻有关，从此再也不去听他的任何讲座。后来慢慢养成习惯，几乎无论谁讲座，都不及自己的清净重要。我的自我封闭，也实在有些离谱。到现在也还是这样。
但这些年对讲座的理解，因为同学的反应而有了一些变化。常常见到很多同学，通过听讲座，思想活跃，视野也相当开阔。印象最深的，有个同学在校报数年间，采访了很多广州的或者来学校讲座的各方面的名人，头脑很是活跃，后来他大学毕业的时候，考入了南方报业集团。那真是让我颇为吃惊的。从此之后，对于讲座的作用，就不再依据自己的好恶来判断。最近甚至偶尔也去听听讲座，比如上个学期去听连岳的讲座。
大前天和莫名、鹏英去听了中大袁伟时先生的讲座。当然，去听讲座的心态，与当学生的时候完全不同了。因为问题意识变得比较清晰，无论讲座者讲什么，自我判断的意识较过去要强一些。今后会不会常听讲座，大概不会，除了自己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环保、博物、历史以外，即使如此，也会关注那些在行动和思想上确有所见的人。
其实，广州现在的各种论坛很多，方式也很自由，基本上都是面对公众的论坛，去听的人有学生，但更多的是各种关心相关问题的人，一眼可以看出各个阶层都有。我这两次去的讲座，空间都比较小，而且桌椅的摆放也都很近，这次在《环球周报》那里的中道论坛，更是类似于圆桌会议。以往那种演讲者高高在上、煞有介事的情形，的确让人很不自在。袁先生的讲座，还有讲义发，可惜我们这些登记的被告知都有，可最后因为来的人不少，没发到我们的手中。但这个社会真的变化了不少。
袁伟时先生我是早闻大名，但这是第一次见到本人，并且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书。只知道他以直言著称，隐约还记得他似乎因为《冰点》杂志的被关，还写了一本书。他迟到了半个小时，到了之后，就先道歉，因为路上出了事故，他们的车给堵住了。老先生讲得如何且不说，表情轻松、自在，时常带着微笑，颇有魅力。可惜，因为有事情，我只听了一半多，他谈到对于朱学勤、林毓生等先生对于新文化运动评价的看法。
过了两天，已经差不多给忘记了。那个房间很小很闷，说实话，对于室内环境比较敏感，我有时都快要晕过去了，真难为这老爷子还能兴致勃勃地在那里高谈阔论。即此而论，袁先生也真值得佩服。大致记得他讲了两个问题。朱学勤、林毓生等先生认为，新文化运动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性，而传统的破坏对于后来的中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同时也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倍感痛心。当时的感想就是，很怀疑袁先生这样归纳的他人认识，是否能够准确反映他人的见解。他举出的甘阳和强世功的例子，听起来的确如他所说的一般，十分荒唐，比如他说甘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理解为儒家文化共和国，因为中华的核心含义就是儒家文化。我真的很怀疑，可惜没有看过这些人的书。若是有朋友了解，还请不吝告知，若能给出袁先生讲座的讲义出处就更好。
第二个问题就是讲中国思想的启蒙不始于新文化运动，他举出魏源、郑观应、王韬、梁启超等人为例。讲得很详细。但说实话，这些对于大众来说，或许是破解中学历史教育带来的恶果，是有益的。但对于知识稍微深入一点儿的人来说，不过都是常识而已。并无新见。而且他的不少论据，在我看来都需要质疑的，可惜全都忘记。如果说这次听半截讲座的收获的话，应该说对开阔眼界还是有帮助的。但最大的收获不在此，而在对这个老头思考的热情、投入、轻松、自在的精神气质有较深的印象。虽然对他所讲的很多内容，都心怀疑虑。
另外的收获是，想到有些以专精见长的学者在言谈中对于类似袁先生这样的思想者的否定，我以为是一种偏见。个人认为，从人的认识特点来说，不同性格、不同背景的学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思想型和知识型。思想型的偏主理路的思考，对于具体的知识的精确性和真实，不是那么重视；知识型的则偏主于对知识本身精确性的追求。当然，这种划分是很粗浅的。现实中的大多数学者，可能都是介乎于两者之间的。但如果划分类型，的确能够看出这样的大致区分。
在现实中，常常看到知识型的对于思想型的轻蔑，也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形，即思想型的某种傲慢。应该说，这些都不过是一种偏见。真正的求知，应该是两者共同起作用的。
在开讲之前，跟莫名、鹏英聊天，就突然想到这个问题。胡扯一通后，鹏英问我：“那你属于哪一个类型？”我发现自己少讲了一个类型，于是就说，“我是混子型的。”的确如此。呵呵。从心底里，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有时候挺沮丧的。无论这些文人说了什么，历史都不可改变。因此，对于求知常常抱着一种游戏的态度，不想太当真。很多太过当真的事情，远远看过去，就像是一个丑角在演习，滑稽极了。这大概算是一事无成者的自我托词吧。
这次听讲座，还看见了鄢烈山和杨恒均，也算是中国思想界比较活跃的人物，在严先生迟到的时间里，他们救场半个小时，也算是一种意外的收获。对于他们的感想，以后找时间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