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梁任公（启超）先生先后在北京政法专门学校、东南大学开讲先秦政治思想，并把讲义以《先秦政治思想史》之名出版，第一次提出了民本思想的概念。
任公认为，先秦民本思想的核心为：早期人们信仰人格神上帝，后来理智日进，渐改而信从抽象的天，天的概念实则是社会生活法则的抽象，统治世间万物。然而天之权力终究要假手于人乃得实现，任公名之为“天治主义”。[1]因此，天意代表着民意，社会的本体则为人民全体无疑。此即“民本主义”。出了人民是政治的主体以外，立君为民，君主如果不能履行其职责，人民有权以天意之名推翻之。但革命并非政治之常态，平日政治上对君主的约束因素，根本乃在舆论。但在实际政治过程中，掌政者并不盲从民意，此亦可见先民对多数意见的警惕。[2]
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以维新变法号召天下的梁任公，对欧美日诸国多所游历，对西方的政治文明异常关注。民本思想的概念实在是梁任公多年对民权、民主等西方思想和制度的思考后，欲从中国历史传统中发掘出与民主相关的思想资源的一种努力。所以他说：“要之我国有力之政治理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欧美人睹中华民国猝然成立，则疑为无源之水，非知言也。”[3]
梁任公更进一步，讨论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的异同：“美林肯之言政治也，标三介词以隐括之曰：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译言政为民政，政以为民，政由民出也。我国学说，于of，for之义，盖详哉言之，独于by义则概乎未之有闻。申言之，则国为人民公共之国，为人民共同利益故乃有政治。此二义者，我先民见之甚明，信之甚笃。惟一切政治当由人民施行，则我先民非惟未尝研究其方法，抑似并未承认此理论，夫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力乃在人民以外。此种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为效几何？我国政治论之最大缺点，毋乃在是。”[4]但是，他很清醒，欧美等国的民主政治也并不能真正实现所谓全民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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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前论之第二章《天道的思想》，东方出版社，1996年。
[2] 同上，前论之第三章《民本的思想》。
[3] 同上，第5页。
[4] 同上，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