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益民de博客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有“正始”一条，正始乃曹魏齐王芳年号。
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玠，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赐名曰咸、曰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王微《与何偃书》曰：“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言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旭有正始遗风。”《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后人企慕如此。然而《晋书·儒林传序》云：“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此则虚名虽被于时流，笃论未忘乎学者。是以讲明六艺，郑、王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胡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于晚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此条乃《日知录》之名篇，但我感觉，似乎逻辑却并不十分清楚。或许与西晋末、东晋初年的情势相似，顾炎武生活于明末清初那样混乱的时代，深感王阳明心学一味讲学，谈玄，对于明朝的灭亡是负有责任的，于是借谈正始之风，反思明朝之灭亡。后半部分把天下与国加以辨析，本身是逻辑很清晰的。天下在当时自然并非今之世界的含义，乃指社会，大致与古人所说的社稷同义；国则指一代的政权，政权与社会并非一事。就社会整体而言，政权的兴衰是次要的，人们更应当关注的乃是社会的正常运行。但似乎亭林在此把政权之灭亡、社会之灭亡混为一谈了，也同样把对于政权之忠贞与对于社会之责任混淆了。那些问题和例证，都不能充分说明他在这里对国与天下的区分。虽然我们可以理解，在某一族群或者政权下世代生活的人们的眼中，只怕在鼎革之际，这两者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亭林也是如此。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似乎也并不像亭林所云那么肯定。
其一，西晋之亡，真的亡于几个清谈家之手吗？亭林无疑带着某种立场来下此判断的，三百多年后的今天，史学界的基本见解也有不少把西晋之亡归之于清谈的。思想潮流固然可以影响社会一般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可是，很多时候，思想的某种潮流不过是社会变迁的一种结果，或者也可能是社会思想自身演化的结果。因此，要找西晋灭亡的原因，恐怕还是要从其他方面去寻找。比如，汉末到西晋末年中原、江东、巴蜀的长期战乱，对于生产的破坏，以及不同地域之间逐渐的相互隔膜。同时，因为气候的转变， 北方民族的逐渐南下，与北方地区汉族日渐混杂的现实，西晋政权自身的腐败和政治设置上存在的问题，可能才是更重要的原因。此种思想批判，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并不一定就切合实际。
其二，亭林列举了那么多条崇尚正始风气的说法，却仅仅举出《晋书》一条，便云《晋书》之序论乃为笃论，似乎也难以服人。给人的感觉，还是亭林站在儒家正统的立场上在说话，如此而已。
我一无知之人，竟然又妄议大贤。其实，是否真正理解了亭林的思想，很难说。甚至并不熟知文章中所涉及的时代和史事，实在只能算是妄议。不过，我始终都认为，议论、言论是自由的，无论是正议，还是妄议，议论的权利远比所谓的正议要重要得多。敬请朋友们批评。
当然，抄录这一篇，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喜欢亭林在三百多年前就已经辨别得清清楚楚的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这也并非亭林的发明，远在西周、春秋时代，中国的典籍里，就从来不乏把君主与涉及区分开来看待的言论，虽然不同时代社稷的概念有所不同，但中国古人是有这样的概念，则是无可置疑的。所不同的是，大概都没有亭林这里区别得这样清楚，尽管我以为亭林虽然在概念上有着清楚的认识，但似乎在具体讨论中，却又难免混淆。
我很不解，何以今天还有人完全把这些问题混为一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