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得很，不算大的文章，要续在上一篇日志后面，竟然说太大，不能续在后面。只好另发一篇。
民本主义或思想一词发明权或可归于梁先生，但说到对中国古代思想资源中与民主思想有关的内容的认识，则并非如此。早在鸦片战争刚结束，梁廷枏就在《海国四说》中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做了相当细致的描述。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学者和思想家们在后来的日子里，对西方民主制度和中国传统政治的反思始终没有停止过。比如，龚自珍、冯桂芬、王韬、郭嵩焘、郑观应、康有为、刘师培等，莫不如是。[1]
梁先生所受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其师康有为和挚友谭嗣同。萧公权先生云：“随便浏览康氏的著作即可知，改良古老中国的政体在他的变法思想中占有很大的地位。他深信，通向富强之路，必须有一基于民权的政府，以及适合近代生活需要的有效行政系统。”[2]不过，康氏后来保皇派的立场，遭到很多人的误解。梁任公虽然后来与其师观念不同，却对此作出极为到位的解释：“中国创民权者以先生为首。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以为中国积数千年之习惯，且民智未开，骤予以权，固自不易，况以君权积久，如许之势力，苟得贤君相，因而用之……故先生之议，谓当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若夫民主制度，则期期以为不可。盖犹有所见，非徒感今上之恩而已。”[3]今上指光绪帝，此传作于光绪二十七年。至若谭嗣同，梁任公在《清代学术概论》讲述二人关系：“书成，而写一副本畀其友梁启超；启超在日本印布之，始传于世。”并引其《仁学自叙》云：“吾将哀号流涕，强聒不舍，以速其冲决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君主之网络……”[4]检《仁学》原文有：“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侪于民也。夫曰共举之，则因又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5]其思想之敏锐、激烈，以及梁先生受其影响，可见一斑。
同时的刘师培，其家四世传经，乃乾嘉考据学扬州学派之嫡传，早岁从事反满运动，亦早在1904年，即受卢梭《民约论》之影响，写成《中国民约精义》一书，其书主要摘录了中国历代典籍谈论民权者而成。今举一例，以说明其主旨：“三代之时，为君民共主之时代，故《尚书》所载，以民为国家之主体，以君为国家之客体。盖国家之建立，有国民凝结而成。……是则民也者，君之主也；君也者，民之役也。吾尝谓中国君权之伸，非一朝一夕之故，上古之时，一国之政悉操于民，故‘民为邦本’之言载于禹训。”[6]
由此可见，梁任公不过是中国近代民权思想运动中一分子。然梁任公并非1922年始思考此一问题，也可明了，观《饮冰室合集》第一册目录即可知晓。略抄录几篇文章目录和写作时间：《古议院考》（光绪二十二年）把古史中的朝国人视之为西方的下议院；《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光绪二十三年）；《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光绪二十五年）；《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光绪二十八年）；《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与君主而无一利》（光绪二十八年），等等。都说明梁任公不但为此一政治反思思潮的一份子，而且其始终如一地追索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虽然颇有反复，然探求学理之诚，不愧近世思想界的巨擘。其提出问题，以开风气，以及对问题的敏锐把握，至今遗泽后人。
--------------------------------------------------------------------------------
[1] 参见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胡波《民本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中山大学博士论文，导师：陈胜粦，未刊）言之甚详，不赘述。
[2] 氏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1页。
[3]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见《饮冰室合集》之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85页。
[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1页。
[5] 谭嗣同《仁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6] 刘师培《中国民约精义》卷一，见《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