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在中大旁边的文津阁书店买到《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厚厚两册，原价56元，新书打六折，自然是满心欢喜。虽然胡适日记、书信均已有完整版的，可无奈部头太大、价钱太贵，手里能有一部这样的书信选，也还不错。随手翻到了胡适先生与得意弟子太平天国史大专家罗尔纲先生的一封书信，书信是胡先生对罗先生严厉的批评，可是，没有见到罗先生就此信的专门回复。记得过去读过罗先生的《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三联书店，1995年），其中有关于此事的回忆，详述了其中的原委。
1930年，罗先生从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准备从事史学研究，于是写信向胡适先生求助。当时胡适先生任中国公学校长，因为一时难以安排罗先生，就干脆让他住在自己家里，辅导胡祖望、胡思杜兄弟功课，另外就是整理胡先生的父亲胡铁花的遗稿。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五年，胡适到北京，罗先生也跟着到北京。而这封信，则是罗先生在胡先生安排下，任职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搬出胡家之后的事情。
当时罗先生在研究所职位较低，收入很少，难以养家糊口，只好在工作之余，写稿赚钱补助生活。1936年，罗先生在《中央日报·史学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的史论式短文。引用了管同、郭嵩焘的话来证明清代士大夫好利乃是清廷有意提倡，目的是为了消磨汉族士大夫的气节，使之归顺清朝。其中管同云：“臣以为名俗敝矣，其初意则主于养士气，蓄人材。……今之风俗，弊在好谀而嗜利，故自公卿至庶人惟利是趋。”郭嵩焘则云：“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元人务利，明人务名。二者不偏废也，要各有其专胜；好名胜者气必强，其流也揽权怙党而终于无忌惮，好利胜者量必容，其流也倚势营私而终归于不知耻。是说也，吾于数年前及见之，曾以告胡文忠公（指胡林翼），自谓笃论。”郭氏其后又云：“本朝以度胜，得志则利弊贤否泛然听之，亦无敢议其非。”
胡适先生在报上看到了弟子的这篇文章，就写信给罗先生：“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他人是旧式文人，可以‘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一类的胡说，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西汉务利，有何根据？东汉务名，有何根据？前人但见东汉诺有党锢清议等风气，就妄下断语以为东汉重气节。然卖官鬻爵之制，东汉何尝没有？‘铜臭’之故事，岂就忘之？名利之求，何代无之？后世无人作《货殖列传》，然岂可就说后代无陶朱猗顿了吗？西汉无太学清议，唐与元亦无太学党锢，然岂可谓西汉唐元之人不务名耶？要知杨继盛、高攀龙诸人固然是士大夫，严嵩、严世蕃、董其昌诸人以及那无数歌颂魏忠贤的人，独非‘士大夫’乎？凡清议最激昂的时代，往往恰是政治最贪污的时代。……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句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最后，这位一代开风气之先的大人物，还告诉学生：“偶尔冲动，哓哓至几百字，幸勿见怪。”
罗先生见信之后马上回了一封几十页的长信，感激胡先生的督责和爱护，并报告自己近一年来情况及研究计划。胡先生又不断写信回复，与罗先生讨论他要研究的清代兵制。须知，在此期间，胡先生正在协和医院住院检查身体。
对于我很喜欢看的罗先生那本《太平天国史纲》，胡先生当面责备弟子：“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做历史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这是不对的。你又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的影响，我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哩。”
当时罗先生的内心“听了适之师的话，叫我毛骨悚然！……我这部小书不正成为‘教人革命’的宣传品了吗！”但在《胡适琐忆》中，因为时代变迁的关系，罗尔纲先生对胡先生的这些批评是有一些反批评的，在那部后来的小书里，适之师的称呼也改成了直云胡适，多了几分谨慎的熟知的官方对胡适批评的调子，少了几分温情与敬意。如果胡适先生能活着看到后来的这部《胡适琐忆》，相信他一定会伤心的。毕竟罗先生这部《师门五年记》是他在台湾各种场合下，都要送给那些他看重的人物的。这不能怪罗先生，形势使然也，但我相信，在罗先生的内心里，最多的敬意和温情，都是留给他这位严厉而又温情的老师的。
至于我上面说到胡适先生会伤心的猜测，也仅仅是猜测而已。我们不应该小看胡先生的承受力，他离开大陆之后，很多朋友，在报纸刊物上对他的反戈一击，曾经令他耿耿于怀，包括其论学挚友、也是我最为敬重的陈垣先生。虽然，我始终都认为，那封信绝非陈先生自己的意思。只是，现在要弄清楚当时的实际情形，实在太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