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偶然想起读读关于清代公羊学的书，就找来梁启超先生的几部著作，还有杨向奎先生的大著《清儒学案新编》（第四册），这是汇集了清代今文经学名家的一册学案，钱穆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张舜徽先生《清儒学记》，汤志钧先生《近代经学与政治》，以及陈其泰先生的《清代公羊学》，先看看他们如何讨论清代今文经学兴起。这些名家之作，彼此见解各有不同，详略也不同，今后有时间再一一抄录、讨论。
其中，杨向奎、陈其泰两位先生的著作，可称专门。而诸位学者中，唯有梁启超先生曾为今文经学之健将，躬与其役，然所论却并不详细，无论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还是《清代学术概论》，均是如此。这或许与任公在学海堂受到的汉学训练有关，他自己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屡次提到，当时便常常与其师见解相左。个人很喜欢任公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里的一段论述，既是讨论今文经学的兴起，也反映了任公对学术的总体见解。抄录如下：
数新思想之萌孽，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指龚自珍、魏源）而二子皆治今文学，然则今文学与新思想之关系，果如是密切乎？曰是又不然。二子固非能纯治今文者，即今文学亦安得有尔许魔力？欲明其理，请征泰西。夫泰西古学复兴（指文艺复兴），遂开近世之始。谓希腊古学，果与近世科学、哲学，有不可离之关系乎？殆未必然。然铜山崩而洛钟应者，其机固若是也。凡社会思想，束缚于一途者既久，骤有人焉冲其藩篱而陷之，其所发明者，不必其遂有当于真理也，但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则自能震耸一般之耳目，而导以一线光明。此怀疑派所以与学界革命相缘也。今文家言，一种之怀疑派也。二百年间支配全学界最有力之一旧说，举凡学子所孽孽焉以不得列宗门为耻者，而忽别树一帜以与之抗。此几一动，前之人莫敢疑者，后之人乃竞起而疑之；疑之不已，而俶诡之论起焉；俶诡之论多，优胜劣败，真理斯出。故怀疑派之后，恒继以诡辩派；诡辩派之后，而学界革命遂成立。此征诸古今中外而皆然者也。今文之学，对于有清一代学术之中间而怀疑者也。龚、魏及祖述龚、魏之徒，则近于诡辩者也，而我思想界亦自兹一变矣。（第127页）
学术思想和精神的变化，是因为学术自身的需要，还是外在环境的影响？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清代学术概论》来看，任公并无非此即彼的见解，如任公云：“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第126页）并未否定其思想与世道变化之关系。但从字里行间来理解，任公似乎还是比较关注学术思想自身发展的影响。这就与杨向奎先生在《方耕学案》中所主社会变化引发了今文经学的重新兴起，有极大的不同。不能说杨先生所考虑的没有道理，但就庄存与而言，杨先生竭力论证其学术思想与世变有关，大概还是缺乏足够的证据。这一点我会在今后加以说明。
但此段的内容，给人启发之处，个人以为，还是任公对知识或者思想的那种生动的认识。无论何种知识，都并非完善的，可以长久地作为知识和思想的典范或者样板。一种学术方法、精神，虽然未必就一定正确，但其如果能够具有打破成规，突破固有界限，使人们的思想和探索的范围大大地伸展，就是具有学术贡献的。这种认识，在任公的著作里，似乎是根深蒂固的，任公之所以能够在学术上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并非单单曾经立在潮头的思想家的名头所致，乃与其不自我设限，着力突破已有知识疆界，不断探求新知的思想倾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