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益民de博客

最不喜欢的事情，当然是开会。其次大概就算是监考了，极为无聊。
看了整晚的欧洲杯决赛，睡了3个钟头，就匆匆跑去课室。先是找错了课室，在本院另一个考场傻乎乎地呆了五分钟，经同事提醒，才想起他们两人不是规定好的搭档。
让我监视这些纯良的孩子们（好像学院里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说考试作弊了），实在做不到，每次都拿一本书去消磨时间。偏偏学校不允许监考看书，而且现在每个课室都安装全方位的摄像头，监视学生，也监视我们这些监考的。
不但如此，为了严肃考纪，2个钟的考试，竟然来了三拨检查的。第一拨是发挥余热的退休教授，白发苍苍，又极为严肃，拼命要找出一点儿毛病为了显示自己还有用。若是真正的教授，去琢磨些学术问题不好吗？跟我们一通夹缠，说学生没有按照教务处的座位号来做，可教务处那帮人根本就没有发座位表。等这老头想清楚了，还莫名其妙回来道歉。本来就莫名其妙的座位表，再加上莫名其妙的老教授，真不知道有什么用？还是教务处这帮人为了找点儿事情做，表明自己做了很多工作，弄出来的东东？
第二拨，学院书记。第三拨，教务处的人。看着我在课室门外站着，要进去盯着。
书自然没有看几页，一本薄薄的《道教基本知识》也就看了五页不到。一会儿一拨人盯着你，我又无意惹是生非，自然还要装一装监考的样子。
说实话，心里很愤懑，这套制度，把所有人都预先设定为恶的，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需要监督的。而且越是弱小者，监督者也就越多，也就越严厉。虽然知道社会不能没有监督，可似乎方向完全搞错了，本应当是权力越大，责任越大的人，才越应该加强监督，尤其是那些制定政策和规则的人，更需要监督。
一套没有荣誉，只有利益和监督的制度，设计再严密，却无奈败坏了人心，人心之坏，缺乏监督的上层，只能说明这样的制度完全无效。
更可笑的是，我一到监考的时候，就想起来教务处过去曾经试验过无监考考试。做什么都是他们说了算，他们怎么都有理。
闲极无聊，看了看教育学老师给同学出的试卷，最后一个案例分析，讲的是美国、日本、中国老师教孩子画苹果。美国老师拿了一筐苹果，不但可以看，而且可以吃，然后再画；日本老师拿了一个苹果，让每个学生看过，再按他们的印象画出来。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画得不像，老师再帮他们修改。最后是中国老师，没拿苹果，自己先画一个，告诉每一个严格得步骤，让孩子们画，每一步都要修改再三，然后算是画好了。当一个外国人对一个中国教授夸赞中国孩子基本功扎实的时候，这个教授却说，这正是我心中的痛。
问题是，这个教授心中为何而痛？
案例、问题虽然还可以讨论，毕竟过于把问题简单化了。但的确说明了中国教育理念上的一些误区：不能出错，把错误看成了不得的事情；没有实践精神；更不能发挥孩子们独立探索的精神和自由驰骋的想象力。
岂止教学活动如此？我们就生活在一个“管和教”的社会里，很多人因为权力或者职位的关系，以为有管理别人和教导别人、监督别人的特权，而且理所当然地认定，这就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至于他们管教、监督的这些个人，不过是一个道具或者工具而已。
强烈要求监考的时候，在保证对同学服务的情况下，监考人员有看书和坐下的权利，以此减轻我们这些人被强制要求监督他人带来的苦恼以及不必要的辛苦和紧张。
监考完毕，郁闷不已，发泄一通。不免偏激之思，心知其非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