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妻是经管学院的，但我对中国的经济学或经济学家，素无好感，觉得碰见的或在报上看到的，或者满嘴都是西方的概念和模型，或者只知固守经过不知几道贩子的转手、早已变味的马克思的学说。那些所谓“著名的”、或“主流的”经济学家，日渐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并进而为之摇旗呐喊，以至于时不时会说出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昏话，比如张维迎、刘伟之流，更是让人齿冷。齿冷归齿冷，但清楚地知道，这些人并非是头脑昏到说胡话的地步，而是让利益冲昏了头脑。我自谓并非过于偏激之人，对于经济学的价值，虽然不满现在学者们的种种表现，却知道这二十多年中国的进步，与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知识或常识的普及，密切相关。但何以会有对经济学家如此差的印象呢？说到底还是自己不懂，因此只知从表面来看待一门学科所致。这是我昨天下午陪妻去她的导师杨先生家里拜年后的感受。
杨先生是上海人，曾经做过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学理论的先驱卓炯先生的助手，写过多种专著，论文就更多，其中的一本，就是《卓炯传》。杨先生我们早就认识，联系不多，深谈更谈不上，却非常亲切。杨先生说话口音比较重，也比较快，对我这样平素极少和他谈话的人来说，刚开始想听清楚他说的话，实在是不易。不过，时间长了，就好很多。昨天的谈话，让我认识到真正的经济学者所具有的理性。
因为上社会学课的关系，我会比较关注农村的问题。这两年，国家开始减免农业税，让人为之振奋，以为三农问题有破题之期了。可是，我素来不敢过于相信各种宣传机器的宣传。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农民有过几天好日子？以中共治下的农村，前三十年与农奴无异，近三十年来，虽然人身获得自由，但身上背负的重担反而愈来愈多。宣传的口号的背后，总是名不副实，总是变换新的方式的又一轮剥夺。因此我问杨先生的问题是：“农业税免除后，可能会出现的新的农民负担是什么？”我预先也把几种现实的负担说了，诸如转嫁到教育和工业品的价格上，等等。没想到杨先生的分析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以下的内容，需要各位注意的是，核心的技术分析是杨先生的，具体内容则是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写的，很多不是杨先生原话。数据则多是杨先生谈话时所说，但本人有可能记忆不够准确。
首先，杨先生比较了农业税的税额和征收成本。免征前农业税的总额大概在200亿元人民币上下，但征收成本，这里应当包括税务部门征收人员的工资、车马费、贪污等，还要包括征收的难度，农户都是个体经营，为了收100元钱的税要派一个专门的人，还可能遭致农民的反感和拒交，产生摩擦的费用。可城市里一个企业，如果征收几十万元的税，也不过一两个人就够用了。成本差异实在太大。据统计，全国每年征收农业税的成本在大概100亿元左右。如此高昂的成本和征得的很少的农业税相比，实在是太不划算了。与每年4万亿的财政收入来比，这点儿农业税实在不算什么。因此，与其说免征农业税是为了农民着想，还不如说是因为征收太不划算所致。再者说了，就免掉的那一点钱，一家几百元，对于各种生活费用高企的今天来说，也不过是杯水车薪。而且，要知道的是，欧美国家对于农民都是大量补贴的，我们不但没有什么补贴，不过免征一点儿农业税，其他税收，该交的还是不能免的。
其次，最为核心的是，看农村的问题不能光盯着农业税这样的小问题（如果各位关注时事，各种报道中，可绝对是按照头等大事来报道的）。而应当关注的是，全国经济发展的成果，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分配以及得到怎样的分配，城市普通市民、农民、作为利益集团的政府官员、社会其他特殊的利益集团各自所获得的国民收入的比例。杨先生举例，现在国家经济发展如此之快，为什么很难体现在居民收入上，不但是农民，就是城镇人口，五年以来，也很少有收入增长。更为有力的证据是，居民消费总额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这个地方我听得不是很清晰，大概如此，如果有误，则是因为我没有记清的关系），从九十年代的67％降到如今的52％左右，即每年中国人经济发展的收益，给人民大众带来的福利，不仅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增加，而且有所后退。为什么说人民大众，而不包括各种特殊利益集团呢？因为日常的消费的主力军毫无疑问是普通的人民大众。这样的数据，欧洲的平均数大概是70％多，美国则达到82％左右。那么这些钱到了哪里去了呢？到了特殊利益集团手中。作为本意是为大众服务的公仆的政府官员，却变成了利用权利寻租的特殊利益集团。媒体上公开报道的政府官员每年三个三千亿元的支出：公车3000亿，大吃大喝3000亿，出国旅游3000亿。政府官员自然还有其他的消费。但仅这三点，就已经达到10000亿元的规模，相当于全年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举例来说，一个政府官员，如处长，一年公车消费可能就达到十万，这相当于几个老百姓一年的收入？而且中国的官员，还处在一个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400多万，到今天1000多万政府官员，这些人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受益人。我想，不该用看看六、七十年代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再看看现在有多好这样的鬼话去蒙骗老百姓了吧。
至于农民，中国七八亿的农民，不要说与官员比，比普通的城市居民，他们也是非常弱势的，他们的收入总额更是和他们的人口数不成比例。这是毋庸讳言的。因此，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不能光盯在什么农业税上，而是要思考整个国家分配制度框架的重新设计。没有这样的大眼光，是难以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虽然，三农问题牵涉到的问题很多，但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收入分配上，从发展的角度解决分配问题。
上面写的，当然在具体问题上有很多含混不清的地方，但是杨先生的分析之清晰、锐利、恰中问题的核心，却实在是一个学者应当具备的大眼光，大理性，而非多数学者沾沾自喜的小智小慧。
还有许多精彩的讨论，就不一一记录下来了。
从杨先生家里出来，仿佛思维和理智都受了一场精神的洗礼。这样的学者是值得人们敬重的。当然，我也为妻感到庆幸，有这样一个好的学术上的领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