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去档案馆去查民国教会材料,没想到却非常郁闷。起因我现在已经弄不清楚到底是制度,还是那个30岁左右的女工作人员。
本来周一我就应该去的,因为上周五,我看完博济医院的材料后,其中一份材料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那是1934年一个中国人为一个美国医生写的传记,这个中国人是他的学生,叫做叶方圃。而这个美国医生,嘉约翰博士,自从1854年奉教会之命前往广州,加入伯驾1834年在此创办的长期执广州医界之牛耳的博济医院,并且成为医院的领导者,博济医院就是今天在广州享有盛名的中山医科大学附属一院、二院的前身。后来,他还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建立了芳村的精神病院。这也正是今日广州精神病院的前身。此篇传记叫做《美国医学博士嘉约翰先生传》。据此传云,嘉约翰博士逝世于1901年,在广州居住、从医、传教长达将近半个世纪,前后看过的病人达到七十万。
当然,嘉约翰同时又负有传教的使命。他是美京传道会成员,传云:“先生热心宗教,在两医院时,礼拜日及每日夜间,必令院中同事、工人、病人听诵福音。祈祷上帝。即到院探病之人,亦必欲使之得闻真理,暇则到病室与病人谈论。”这医院的传教精神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这也正是为何一部分与此医院及其学校有关的学生、医生,包括陈垣先生,愤而另建光华医学院的原因之一。
但无论如何,嘉约翰是个值得纪念的医生。
看完这个小传,很想抄下来。后来看到有人在档案馆里可以复印。就问了一下,可否复印,工作人员答曰可以。为了节省时间,我就请她们帮助复印。但前面说的那个工作人员在那时突然变得古怪起来,至少在我眼里是如此。
因为我已经有将近十天在档案馆查看资料,从前的工作人员一直很和善,感到非常愉快,入馆看档案的登记,也一直没变,不过是拿出身份证,说明自己要看民国宗教、中山大学清党档案,用途就填了个研究。
在申请复印的时候,古怪出现了。这个工作人员收下了,并且莫名其妙说:“我们主任下周要去开会,可能下周没那么快。”我很纳闷:复印和你们主任开会有什么关系?但她并没有说不能复印。接着看了我的登记,就开始说:“你看这些档案,是做什么用的?”我说:“上面不是写了研究吗?”她说:“那不行,要具体说明是做什么。”我开始有些愤怒了,我这样填写,也是其他工作人员同意的,而且一直没有疑问。我就接着说:“研究,可能是以写论文为形式。”她接着说:“那就写清楚,你要记着,你写完的东西,要标明是用了我们档案馆的材料。”我终于忍不住了,“我就是看看,研究研究不行吗?我既不写论文,也不写书。就这样。”她看我很恼火,就没有再说什么。我愤愤走出档案馆。
今天下午,我想已经快要一周过去,几页的内容总该复印好了,结果到那里一看,竟然没有复印。当班的还是那个女职员,我质问她:“就这几页复印,怎么会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做好?”她先给我的理由让我很愤怒:“想着你再来可能还要复印,等着一起复印。”我记得我根本没有多复印的意思。过了一会儿,她和另外一个胖胖的男馆员又找出一个理由:“这些民国宗教材料,要调出都需要介绍信,复印更需要介绍信。”我质疑说:“介绍信开一个很简单,但从前可以随意看,怎么没有听说要介绍信?况且,复印需要介绍信,你们也没有明文规定。”于是,我厉声对那个女馆员说:“把档案给我。”看了两个钟头。最后走的时候,男馆员算是又想起了理由:“这些与宗教有关档案材料,一旦发表,如果有外国人看到,可能会出麻烦的,所以才需要介绍信。”我唯有冷笑,告诉他们,我不再有兴趣看宗教类档案。自然,也就不再复印。他们的刁难终于成功。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刁难。这太奇怪了,开放的档案,竟然有如此种种限制。而且前无说明,后面断续补充,无疑是在利用我不能真切了解档案馆规则,故意刁难。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确实有此规则,但他们事先没有说明,仅仅变成一种可有可无的规则,用来刁难像我这样不愿意听话的读者的。
我实在想不明白,到底这些教会的书信、小传、历史,能有什么忌讳?还要如此紧张?假如他们的规则真是如此的话?
虽然如此,档案馆还是要经常去的,那里面,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有关精神控制术以及种种罪恶的原始记录。
或许,是我心眼太小,过于敏感?当然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