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益民de博客

前天去大学城上课，我利用《通典》中关于广东当时的人口记载，目的是为了说明当时广东还不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因为人口实在是太稀少了，远远不能和当时中原、关中以及江南地区相比。
《通典·州郡十四·古南越》：
南海郡，包括广州、东莞、清远等地，户58840，口2001500。
始兴郡，包括韶州等，户5650，口数无。
海丰郡，循州，今博罗、兴宁、河源等地，户9520，口数无。
恩平郡，阳江，恩平等地，户9000，口数无。
南陵郡，阳春等地，户740，口2800。
高要郡，端州等地，户9553，口20120。
但是同学们提出了疑问，通常口数应该是户数乘以4才对，何以南海郡的口数和户数竟然是40倍的比例？当时觉得应该是抄错数字了，但到底是户，还是口错了，却无法断定。回家翻检原书，则为201500口。如此粗心，是要向同学们说抱歉的。
同学们的疑问却使我好像盯住了二十万人这个数字，心中突然感到有些东西不对劲，开始思考它的意义。想起来自己过去，包括刚上完的课的内容，屡屡提到唐朝末年黄巢杀入广州城，仅仅杀掉的阿拉伯商人或者其他国家的商人，就达到十万人左右。由此可见当时广州作为对外贸易城市，是如何繁荣，如何国际化。
但当我读到二十万这个数字的时候，心中不免感到疑惑：这二十万人可不仅仅是广州城里的人，还包括今天的东莞、清远等地，如此，则广州的人口顶多只有十几万人。杜佑卒于812年，则唐代中期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接近800年左右的。如果光黄巢杀掉的外国商人就达十万人以上，想想当时广州城的人口的种族构成，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中国人（我们假定当时越人都已经被汉化，都是汉人了）竟然和远道而来的外国人各占广州的人口的一半。这大概并不真实。带着这样的怀疑，我去粗略地检索史料。
这个十万人的数字，我最初是从白寿彝先生所著《中国回教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看到。该书第8页云：“大食人（阿拉伯人）在唐末所作游记，说黄巢之乱，广州的回教人、基督教人、犹太教人被杀的，共有十二万人。”白先生是很了不起的大史学家，是我极为尊敬的前辈。但先生并未给出此材料十分详明的出处，只是给出了《苏来曼东游记》，并云此书有中华书局译本。先生所言，应无问题。但对此史料未经怀疑就加以使用，大概属于先生百密一疏。
此条材料实际上出于阿布赛德哈散之记录，见于莱奴德《阿拉伯人及波斯人之印度中国纪程》（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765－766页）：“据熟悉中国事情之人云，除杀中国人外，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火教徒，亦被杀甚多。死于此役者，达十二万人。”这里面是有疑问的，第一，哈散并非亲到广州，只不过是道听途说而已，其可信度只怕要大打折扣。其二，这里还有语义理解德问题，这十二万人是否包括中国人？这是很值得慎重对待的问题。
同样未加考证的还有地理学家曾昭璇先生，他在所著《广州历史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32页中说：“广州人口蕃人可达12万人，汉人当更多。总计开元时（713－741）户64250，元和时（806－820）为74099户。即人口至少达30万。流动人口，张星烺估计80余万（以每船200人计，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曾先生未明确说这里户口数的史料来源。
翻检张星烺先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则张先生认为，根据周去非《岭外代答》、吴自牧《梦粱录》、李肇《国史补》等古书，“一年之中，每日有十一舶进口，二千二百余人登岸。……广州一年之中，来往客商已达八十余万人。”（第763页）
但航海而来常驻的外国人那时占到人口一半，一年之中来往的则达到八十万人，实在是难以想象。另外，如果广州当时有十几万人，是否会过一百年左右的时候，会有极大的人口增长呢？似乎也并不是。
其实，曾先生自己在第232页已经提到，岑仲勉先生曾经告诉他，《旧唐书·李勉传》所云唐代广州外国商船“来年至者四千余”从版本考证上说，当为“四十”之误。不知曾先生何以并未采用岑先生的说法，同时并未给出证明。岑先生之论，尚需去检索先生著作，现在没有时间做这个工作了。
该如何解决这个质疑？去找两唐书的地理志，看看那里如何记载。但即令如此，我的论证前提似乎还是成问题的。不能说汉人、外国人各占一半就不合理。但我实在觉得当时不该如此。
《旧唐书·地理四·广州中都督府》云：“乾元元年，复为广州。州内有经略军，管镇兵五千四百人，其衣粮轻税，本道自给。广州刺史，充岭南五府经略使。旧领县十，户一万二千四百六十三，口五万九千一百一十四。天宝领县十三，户四万二千二百三十五。”
《新唐书·地理七上·广州南海郡》云：“户四万二千二百三十五，口二十二万一千五百。县十三。”
结合《通典》、两唐书，广州在唐代中期，整个人口大概二十多万人，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城区的人口肯定不足二十万人。到唐朝末年黄巢进入广州之前，到底有多少人口，因为不熟悉史料，自然不能乱说。如果按照一般的人口增长来看，以及唐时广州城的面积不过今天荔湾区一带（见曾昭璇先生书，第230－234页），实在无法想象当时广州能有洛阳、长安等城市的规模。这样一个城市，即使外贸发达，但城区能有十几万外国人在此常驻，虽对于当时的文献并熟悉，但似乎也未闻当时文献有过当时广州到处都是外国人的记载。
因此，无论从广州本城的规模还是人口规模，似乎都难以容下如此多的外国人。在文献上缺乏其他足够的依据，就遽然相信一个阿拉伯人的游记，是不够谨慎的。
当然，我想通过上述材料证明唐代广州可能并无那么多外国人，就并不意味着广州的外国人很少，或者其对外贸易不发达。除了曾昭璇先生于第235页《唐代蕃坊考》一节所列出的，历代乃至如今，广州老城荔湾区一带还有很多街道的名称，都与阿拉伯人在此居住有关，可见其盛。
其实，关注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偶尔翻读《资治通鉴》，发现两条似乎很少人用到的关于当时广州外国人的活动的材料，正是惊诧于外国商人之众多，才有兴趣尝试着质疑真相。
《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则天后光宅元年（684）：“秋，七月，戊午，广州都督路元叡为昆仑（此为音译，胡三省注，去交趾海行三百余日）所杀。元叡闇懦，僚属恣横。有商舶至，僚属侵渔不已，商胡诉于元叡；元叡索枷，欲系治之。群胡怒，有昆仑袖剑直登听事，杀元叡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无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癸巳，广州奏：大食、波斯围州城，刺史韦利见逾城走，二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
此处《通鉴》两条材料，正见唐代广州各国不同民族通商之繁盛。
我不才，眼界也很狭窄，不过因为偶尔发现一个疑问，遂也不去了解中西交通史的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就莽撞地在此讨论。实在是贻笑大方。还请有兴趣的朋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