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识面的火军兄在上海帮我买了《吴宓日记》,竟然只有四折,心中狂喜。原本他说放假到广州再给我,但我今天就已经拿到了。书从复旦,跟着火军兄到财大,再跟着他的朋友坐火车旅游到广州,今天中午,火军兄的师妹受托把书带到暨南大学西门口给我。看着十册大书,心中非常感谢这些陌生的热心的朋友。
为了等着拿书,就盘算着暨大的新图书馆也该开张了,想着能否去看一直想看的日本学者安井衡的《左传辑释》,于是,起来就往对门的暨大跑。没想到,竟然因此收获了一整天的喜悦和劳累。
暨大图书馆古籍书库,过去经常去,那时属于过渡时期,许多书都打捆,不能借阅,地方也很狭小。但那时就知道暨大的古籍部很有特点,也在那里认得一位极好的古籍书库的管理者——罗老师,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从此,就对章太炎先生的藏书倍感兴趣,也对暨大图书馆很细致替读者考虑的工作态度,有了好感。
暨大的新图书馆很气派,大概是为了迎接校庆建的,在网上大家能看到。但我感到高兴的是,暨大图书馆采用了中大的服务方式:检查证件后,可以从早晨到晚上10点,任意地遨游在图书馆的每一个书库,带着自己的书包,也没关系,也没有人来盯着你,要你进个门,就掏个证件。古籍书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线装古籍,一部分是现代出版的大型古籍丛书,比如《四库全书》之《续修》、《禁毁》、《存目》、《未辑》,明清《实录》、《起居注》,御批奏折、档案,《中国地方志集成》,《中华大藏经》,《敦煌遗产》(可能记错),还有很多,在这个方面,与中大相比,似乎在古文字方面有不少差距,但其他方面大致相当。至于古籍,各有优劣。中大广东地方文献比较多,暨大似乎古籍善本不少。
比如,我一直想找的《左传辑释》,在北京的时候,没有顾得上查国家图书馆分馆,其实这书是有的。后来想让他们拍照前面的《序》和《总论》,40页(单页),竟然算下来是700多元,觉得他们太过黑心,只好打住。台湾广文书局在1979年,出过现代标点本,没想到搜罗各大图书馆竟然都未见。同事何慧老师过去在香港大学读博士,请她想办法,但那边规定一本书每次只能复印三分之一,非常严格,没办法想象请何老师的朋友为自己这样费事,只好作罢。在孔夫子旧书网曾经发现明治本(21册),才卖1800元,可惜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其实,两年前,我就知道暨大有明治本的,可惜被打捆,没办法拆开。这次借着暨大的校庆的东风,今天我终于看到了找了数年的这部书。
从上午11点开始,中间回家一趟,一直到晚上10点,背着自己沉重至极的戴尔笔记本,不停地抄读。竟然已经看到第七册。关门的时间到了,我还从来没有看线装书如此过瘾的经历。过去在北师大、中山图书馆、华师、暨大、中大,都有时间限制,与其是为了读者,不如说为了方便管理者。通常都是周一到周五,开放时间8点-11点半,2点半-5点半,大都如此。华师更过分,周四下午开会不开,周五下午有时只开1个小时。当然不是古籍部,各部都是如此。
大概是中大的开放式服务模式的影响,暨大新馆也采用了这种模式,华师大学城图书馆也是如此,可惜没有多少像样的大型丛书,本部这边,则还是实行严格管理的模式,不知何故,其实华师的基本古籍的收藏,也是相当不错的。
这下可好了,今后时间松了,大概要天天泡在暨大了,毕竟去中大倒地铁、走路要费不少时间,每天的临时阅览证,还要收我五块钱。现在拿着石牌六校的通用阅览证,去暨大可是实在太方便了。
我经常跟同学说我的感受,研究问题是个体力活,要跑前跑后找书、发现,才能得到探索、工作的乐趣。也正应了傅斯年先生对史语所的要求:“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当然有所不同,他看重地下考古发现的史料,我则是关注文献史料的搜索。在找寻、见识的过程中,不断扩大眼界,不断提出新问题,不断发现新证据,这样新奇的感觉,是我们追索的最大的动力之一。
虽然学问很浅,但对于读线装书有着近乎神秘的爱好。能背着电脑,抄读线装旧书,那种阅读、标点、抄写的乐趣,似乎比所有的工作都令我痴迷。古卷发黄、柔软的纸质,大字,蠹虫留下的精致的虫形的缺损,还有古卷上前人留下的圈点、批识的痕迹,破解句读的乐趣,……领会古人的思想,有时甚至会变得不像我们强调得那样重要。
虽然还不算老迈,却如此喜欢古董,大概要被扫到历史垃圾堆了。
如果要扫,干脆把我扫到暨南大学的古籍特藏室算了。明天上课,后天接着去美丽的暨南大学校园去抄线装书。
附上今天抄的一些成果,以见明治时代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经典的理解:
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迁于绎。
衡案:左右以命为性命,邾子为天所命,言天使己为邾君,是天所命在养民也。文公中庸之君耳,而能为此言,礼教之入人深矣哉!杜解命在养民,为养民命,谬甚。
宣公四年: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
衡案:自唐赵匡谓左氏传非丘明所著,宋王安石、陈振孙、朱熹、叶梦得、明陆粲、郝敬辈,相继并起,各摘其语以攻之,至清万斯大、毛奇龄、焦循极其诋訾,乃若此条,至言弑君而谓君无道,是春秋非讨乱贼,而反为之先导,甚矣,其自信而果于诬先贤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孔子之志,非欲治天下国家,以安兆民乎?天下国家之乱,必生于君失其道。天生民而立之君,是天为民立君,非使君肆于兆民之上也。故孔子之修《春秋》,先正人君之道。苟失其道,虽天王亦贬之,不独讨乱臣贼子也。故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丘明亲受旨于孔子,故举弑君之例,曰: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称臣,臣之罪也。言称国,称人以弑,君失其道,以自取之。为人君者,不当如是君所为,非谓君无道,臣杀之无罪也。何为乱贼之先导之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取其大端而言之,不谓其义止于此。故又曰: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诸侯有罪,天子正之,桀纣有罪,汤武正之。孔子取圣王之道,寓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苟有可寓其道者,虽王公亦褒贬之,非孔子褒贬之,道褒贬之,道即天也。孔子代天,示治国之道于万世,何舍无道之君,而专罪其臣哉?苟明此义,可无疑于左氏之为丘明矣。又案:弑者,试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也,故虽有乱臣贼子,不能急卒行之,必尝试而后为之。当其尝试之时,为人君者喻之,能改其行,而折其谋,亦可以免祸矣。然则变杀称弑者,亦所以警人君也。杜云:辟恶名,未尽。
家和师有专文讨论安井衡对于《左传》思想的理解,《理雅各与安井衡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的异同》,见《史学 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得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