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益民de博客

读书越来越喜欢通过细节了解其中的意趣，这似乎也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传统。
顾炎武曾经说过：“‘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说在乎孔子之学琴于师襄也，已习其数，然后可以得其志；已习其志，然后可以得其为人。是虽孔子之天纵，未尝不求之象数也。故其自言曰：‘下学而上达。’”（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形而下者谓之器”条）
虽然不能说形而下者就是细节，但形而下者是由细节构成的，则断无可疑。不从形而下者入手，不从细节入手，要想理解事物之道，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近60年来，中国的学术一变而为重视形而上者，具体的细节，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只要大方向甚至政治方向不错，也就没问题。殊不知，学术的根基却在于形而下的研究。
记得思想家波普尔曾有一篇文章，叫做《反对大词》（连书名也忘记，一时也找不到），与此也有关系。
不过印象比较深的，还是《左传》中的两个细节。
一个与语言能力有关。宣公十二年，晋、楚两国大战于邲（今荥阳正北约20公里处，黄河南岸）。晋师大败。《左传》在描述晋师惨败的情形：”（楚）遂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桓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此时楚庄王在位，励精图治，积极北向进取。而晋国刚刚经历了赵盾弑灵公不久，赵盾这样强有力的人物也已经辞世，群龙无首。中军荀林父（即桓子）没有绝对的权威，内部战略思想的不统一，导致了整个指挥系统失灵，最终大败。荀林父竟然喊着，先渡过黄河的人有赏，即表明晋军元帅全无斗志，军队又如何能有斗志？于是中军、下军争上渡河的船，因为太多人急着上船，扒着船沿，那些已经在船上的人，为了开船逃跑，或者害怕人太多船有可能会沉，所以用刀剑砍那些扒着船边的自己人的手指。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即那些争着上船的人互相刀剑相向的结果。结果怎样呢？《左传》整个过程的描述极为精简，不似我们在上面理解得那样繁琐，只有寥寥十三个字：“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杜预注：“两手曰掬。”也即那些砍下来的手指，都可以用双手来捧，可见其多。晋军溃败导致的人人恐慌，完全不顾同胞之谊，争相逃命的情境如画，如在目前。
我的罗嗦正好反衬了《左传》精简描述的细节的力量，让人通过这个细节，能够充分想象溃败的真实情景，并且一读之下，再也难以忘记。
另一个细节与人性有关。《左传》昭公十年：“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恶寺人柳，欲杀之。及丧，柳炽炭于位，将至，则去之。比丧，又有宠。”
宋元公何以会很寺人柳呢？《左传》昭公六年：“宋寺人柳有宠，大子佐恶之。华合比曰：‘我杀之。’柳闻之，乃坎用牲埋书，而告公曰：‘合比将纳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视之，有焉。遂逐华合比。”再往前追溯，元公恨寺人（也就是后来的宦官），或许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他的哥哥太子痤被寺人伊戾诬告被杀有关。但这次他和华合比联手要杀寺人柳，还是因为寺人柳做了手脚，诬告华合比与襄公十七年华氏叛臣华臣结盟，双方盟誓的痕迹自然都是他编的，但宋平公相信了。非常有趣的是，他仅仅针对华合比，却没有诬告太子，即后来的元公。
他怎样在元公即位后获得原本憎恶他的元公的欢心呢？元公即位在冬天，宋在黄河之南，冬天也是相当冷的。当元公为平公主丧之前，寺人柳就把元公要坐的位置，用炭火烤热，等到元公要来的时候，就把炭火撤去。元公娇生惯养，冬天本来就冷，坐在热乎乎的坐位上，自然心里也是热乎乎的。于是，丧事结束的时候，这个佞人寺人柳，又得到宠幸。
自古小人、太监之受到宠幸，得掌大权，莫不如此；昏君之偏听偏信，朝政不振，也大多与此有关。不同之处，不过使用的把戏因人而异。
有时觉得学历史，非要了解这其中的细节，才能了解其中真实关系的内涵。但这样的把戏，会不会教坏一些小孩子？很是有些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