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读阿丙告知的网上《启功口述历史》之三《我的几位祖上和外祖上》,其中谈到尹继善取王杰为状元之事,似乎有不少问题。先把原文复制在这里,具体的考辨,容稍后给出。也许是启先生不误,我记忆有误,也未可知。
谈到清末张謇中状元之事,启先生认为是翁同龢之所为,并认为皇帝钦点状元,并非全出己意,大多时候都不过是以会试考官们的选择为准,并举尹继善为例。启先生叙述:
状元是要由皇帝钦点的,一般情况下都由阅卷大臣排定。他们认为好的卷子,就在上面画一个圈,谁的圈多,谁就排在前面。前十本要呈交皇帝亲自审查,阅卷大臣把他们认为第一的放在最上面,皇帝拿起的第一本就是状元了。下边的就是榜眼、探花,以此类推。其它级别的考试也如此,但也有例外。如乾隆时,有一位陕西人尹继善,他是刘墉的学生,曾四任两江总督。两江是清朝财政的主要来源,尤其是盐政,再加上钱、粮,有大量的收入,因此两江总督是朝廷和皇帝非常倚重的要职。某年会试,尹继善参与主持,准备录取的状元是江苏人赵翼(瓯北),他本来学问就好,又是军机章京,最了解考场的内情,知道什么文章最对路数。但乾隆觉得江苏的状元太多了,想换一个别省的。他特别喜欢尹继善奏折上书一类公文的文笔,又知道这些文笔都出自尹继善手下的幕僚陕西人王杰(伟人),便特意问尹继善:“你们陕西有状元吗?”“王杰这个人怎么样?”意思是想取王杰,并以此来奖掖尹继善,或者说得更直白些,就是拍尹继善的马屁――为了政治的需要,皇帝有时也要拍大臣的马屁。尹继善自然顺水推舟,于是改取王杰为状元,而把赵翼取为探花,为此赵翼始终耿耿于怀。但科举要服从政治,这是明摆着的道理。
我以为这段叙述中有几个疑点:
其一,尹继善是陕西人吗?据我所知,他是正宗旗人。
其二,尹继善是刘墉的学生吗?似乎他与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是一辈人,同朝为官。
其三,王杰是尹继善手下幕僚吗?
其四,乾隆会拍尹继善马屁吗?到底赵翼这科是否尹继善主持会试?
略考如下:
查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岳麓书社,1991年)卷十六《尹文端公事略》:“公讳尹继善,姓章佳氏,字元长,晚自号望山,满洲镶黄旗人。世居辽东。……雍正元年成进士。……乾隆五年,授川陕总督。……十六年,复调两江。”则非陕西人可知,启先生或许因为他长期担任川陕总督而致误。
同书同卷《刘文正公事略 子文清公墉》:“子墉,字崇如,号石庵。乾隆十六年进士。”尹继善早刘墉近三十年中进士,资历较刘墉之父刘统勋尚早,因为同书云:“(刘统勋)雍正二年进士。”说尹继善是刘墉的门生,明显误记。启先生此处何以记错,或许是年龄的关系。然先生老寿,记忆不清,弟子笔录者疏忽之责,不可推卸。
赵翼、王杰均于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年)恩科中试。李元度云:“(尹继善)乾隆二十一年,授两江总督。……乾隆三十年九月,召入阁。三十一年,典会试。”则乾隆二十六年并无担任会试主考官之事。
然王杰的确在尹继善手下做过幕僚,同书卷二十《王文端公事略》云:“尹文端、陈文恭为江南督抚时,皆礼公入幕府。……先是,纯皇帝尝语近臣:‘本朝百余年来,陕人无大魁者。’至是,公应殿试,读卷官进列第三,上亲拔为第一人。”其中是否乾隆拍尹继善马屁,未核对相关史料,不敢遽下结论。
启先生以满清皇族后裔,博学多才,为世人所共称。然先生作为国家古籍整理委员会主任之职,并非无因,现在中华书局点校《清史稿》,即由先生主事。先生于清代历史、掌故之熟悉,自不待言。但晚年的口述历史,却出现如此疏漏,赵仁珪教授作为笔录弟子,难脱失检之责。
下面对辛巳恩科略作考索,王杰《保淳阁集》(24卷,嘉庆20年刻本,中山图书馆有藏本),《清实录》之《高宗实录》图书馆有,但都没有时间去查找。仅就手头有限的书籍加以考索。
法式善《清秘述闻》(中华书局,《清秘述闻三种》)卷六:“乾隆二十六年辛巳恩科会试:考官:吏部尚书刘统勋,兵部侍郎观保,户部侍郎于敏中。……状元王杰,榜眼胡高望,探花赵翼。”(第210页)
当事人的说法,见赵翼《簷曝札记》(中华书局)卷二《辛巳殿试》,记之甚详。乾隆之所以点王杰为状元,并非真的关注省籍。更重要的是,当时朝野对于刘统勋、于敏中等人作为主考官,颇有讥议,因为他们有子弟参加此科考试,要求他们回避,为乾隆采用御史出任同考官,遇到此种情形,单另进呈的办法解决,似乎不能平息众议,此事导致该御史眭朝栋获罪,非常值得继续探讨。另外的议论对于公平性的质疑声更甚,即上年庚辰状元毕沅、榜眼诸桐屿均为军机中书,而此年原第一赵翼、榜眼胡高望亦为军机中书,朝野因此有“利科鼎甲皆为军机所占之说。”赵翼详细记载了考官竭力避免使赵翼为第一,但因为赵翼改变了字体,加之由九位阅卷官各自圈点,最后只有一篇得到九位阅卷官一致画圈,没想到就是赵翼。
本来,按照以往的惯例,赵翼被点为状元无疑。可是此科却有变化,“先是历科进呈卷皆弥封,俟上亲定甲乙,然后拆。是科因御史奏改,遂先拆封,传集引见。”遂有乾隆为了平息朝野之舆论,钦点第三名王杰为状元之事。(第26页 )
钱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卷十三之《鼎甲》亦如此,不过要简略很多。
此事真相到底如何,赵翼之记述提供了很好的线索,比所见其他记载要有根据得多,但如果要求真相,只怕还不能单单以此为据。没有时间对此问题深入求证,以后有时间,或许会用力搜索一番。
无意冒犯前辈,不过求真之习惯而已。况且以启先生之高年,记忆有误也是很可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