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问题，今天继续。孙琪兄通过目录学来思索西学对清代考据学的影响，令人眼前一亮。我则一梅文鼎个案回应孙琪兄的继续思考。依然把评论与回复，凑为博客文章。贻笑大方，惭愧。
孙琪兄来书：中西会通对明末清初实学和考据学的影响，我以前还真没留意过！试略作发挥。实学的兴起是一个大题目。其中晚明耶稣会士的作用，应该很重要。那么他们传播的西学对钱嘉派的考据学的影响呢？西洋天算之学在考据学中的应用自不待言，据《书目答问补正•子部总目•天文算法第七》里的分类可知，清人中通西法的有江永、凌廷堪等，中西兼通的有黄宗羲、戴震、钱大昕等。那时西洋算法的影响是否仅及于天文算法之学呢？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天算广泛传播之后，考据学才臻于精密。张荫麟《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中曾提到，戴震的“十分之见”“未至十分之见”的真理观和利玛窦的“定理”“虚理隐理之论”很相似，可能受到后者的影响。诚如韩老师推测，这种西洋天算之学有很大可能会影响到清代考据家治学的一般方法和思想，从而成为考据学成熟的另外一重因素。
90年代以来史学界“回到乾嘉”（或者说回到民国）的倾向，现在看来在拨乱反正的同时也带来了支离破碎的弊端。而社会史等新史学也存在着生搬硬套、中国的史料不适合西方的理论等毛病。您觉得今后的史学应该如何发展呢？（或许这个问题太大了？嘿嘿）
老韩复书：翻检《书目答问校补》，果然如此，另外，众所周知，康熙喜欢西学中的历算，似乎不能忽略西洋学术对明末清初学术风气和学术方法的影响。特别是算学和历法对于思维的影响，可谓深刻。我们这里的联想都不过是初步的猜测，要获得确证，并非易事。
手头正好有梅文鼎《绩学堂诗文钞》（黄山书社，1995年），抄录几段，或可为证：
《与潘稼堂书》：某尝思今之为《授时》法者，辄疑西说；而尊西术者，往往欲抹杀古人。……治西法而仍尊中理者，北有薛，南有王，著述并自成家，可以专行。
韩案：潘稼堂即亭林弟子潘耒，亦通历算。薛乃青州薛凤祚。王当为王锡阐，亦通历算。从这一段乃至后面的内容，可知当时第一流的学者中，相当一部分人都通历算，而且了解西洋历法数学。否则定九不至于反复提及家派之分。
《历法通考》自序：近世欧罗巴航海数万里，以身所经山海之程，测北极为南北差，测月食为东西差，里差之说至是而确。……数万里而准，则施之近用，可以无惑。
《中西算学通》自序：天下之不可不通，而又不易通者，算数之学是也。人之所通而亦通焉，未敢以为通也。学至算数，则不可以强通。惟其不可以强通也，而通焉者必自然之理。故道、器可使为一体，天、人可使为一日，中、外可使为一人。何也？通与碍对，理本无碍，何待于通？自学者执其所通，以强齐乎不可通，于是通在一人者，碍在天下。是谓通其所通，非吾之所谓通。无他，虚见累之也。数学者，征之于实。实则不易，不易则庸，庸则中，中则放之四海九州而准。器即为道，人即为天，又何古今中外之不可一视乎？
万历中，利氏入中国，始倡几何之学，以点、线、面、体为测量之资。制器作图，颇为精密。然其书率资翻译。篇目既多，而取径纡回；波澜阔远，枝叶扶疏，读者每难卒业。又奉耶稣为教，与士大夫闻见龃龉。学其家者，又张惶过甚。无暇深考乎中算之源流。辄以世传浅术，谓古《九章》尽此。于是薄古法为不足观，而或者株守旧闻，遽斥西人为异学。两家之说，遂成隔碍，此亦学者之过也。余则以学问之道，求其通而已。
吾之所不能通，而人则通之，又何间乎今古？何别乎中西？因汇集其书而为之说，诸如用筹、用笔、用尺，稍稍变从我法，亦以见西人之学，初不远人意。若三角、比例等，原非中法可该，特为表出。……夫西国欧罗巴之去中国殆数万里，语言文字之不同，盖前此数千年未尝通也。而数学之相通若此，岂非以其从出者，固一理乎？是故得乎其理，则天道、人事，经纬万端，而无所不宜。
还有不少关于西学的认识，无法一一抄出。定九对于学理之相通，数学之于思维的作用，西学精密之认识，无疑是非常清晰的。如能通过诗文，一一列出当时在宗教、历算上与西学关系密切之明末至清乾隆年间的学者，对于西学在学理上，乃至方法论上的认识，考求西学与考据兴起之关系，或许可以解此疑惑。
以我之浅见，中西交流史、科技史领域在此方面的进展，如李约瑟、张西平等的成绩，或可解惑。至于清代学术史，似乎究心于此者尚少。当然，我乃井底之蛙，所做猜测，不足道也。
至若中国史学向何处发展，并非浅薄若我者所能回答。但思考一下这样的大问题，也没什么不好。在中西交流的大背景下，多元并存，无论是史料、学理、方法，还是人才，都进入到一个急剧积累的时期，随着政治和意识形态在史学领域影响的进一步减弱，相信民国时期学术鼎盛的情景，会有重现之日。自由交流、对话、尊重传统，我以为，是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