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益民de博客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联系Email:hymscnu@126.com。 QQ:372661321

答孙琪兄论考据书
2007年10月1日

昨天草草列出《史学与考据》的提纲,今天就看到孙琪兄视野开阔的讨论,并且给予极细致的案例出处,如此博学明敏的年轻学人,真令我辈汗颜。因为孙琪兄的评论和我的答复,都比较长,为了便于讨论,就干脆作为一篇博客,以便引起讨论的兴味,也希望有更深入的讨论。至于我个人,也可偷懒少写一篇博客,也可借机增进对于考据学的思考,到时好面对那班同学们的质疑问难。说笑了,不过,虽然学问浮薄,但很是享受在博客上这样的讨论,带来的求知和思想的乐趣。

孙琪兄来书:考据在历史上的争论不妨介绍一下民国时期考据的再一次高峰的原因和影响。是否民国时期受西方史学思想影响的的考据已经是中国现代史学的范畴,它和传统的儒学“内在理路”发展来的乾嘉派的考据已经有质的不同了呢?
在社会史等新史学的影响下,考据的作用和形式又是什么样的呢?也是个问题。
同学们要求多讲讲考证的个案,老师准备的例子都很经典。课堂时间不够,韩老师能否准备一个参考篇目,让课上、网上的后学都能进一步研读揣摩?:)特别是那些短小精悍,又有方法上示范作用的名家之作。在云南人民出版社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2001)里面收罗有不少。最近我看过俩篇印象深刻的考据佳作,一是严耕望先生的《杜工部和严武军早秋诗笺证》(载《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中华书局2006)短小精悍,细致入微,考证出老杜诗中出现的“滴博”、“蓬婆”两个地名实指“滴博岭”、“蓬婆岭”,是为唐朝和吐蕃南北两军间之冲要,极大的拓宽和加深了读者对于本诗的了解,真是史诗互证的巅峰之作。还有一篇是洪业先生的《半部论语治天下辨》(载《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特点是洪先生把对这个问题的缘起和过程都写的很清楚,使人对考据某个问题的“心路历程”有形象的了解,具有方法上的指导意义。
另外,西方史家的考据之作以及新史学里考据的应用,有没有经典的示范呢?

老韩答书:首先要感谢孙琪兄非常专业的问题和建议。
民国考据学的发展与西方现代学术和中国传统考据学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个问题我没有细想过。传统考据的兴起,可以上溯至宋代,但明末清初时期的学术,是否受到西学的影响呢?通常人们会忽略这个因素,但耶稣会士传教的时间,竟然与此如此相契合。中西交通史的不断进展,发掘出越来越多作为天主教信徒的中国学者,比如徐光启、杨筠如、王徵,等等,黄宗羲、梅文鼎等人著作中对于西法历算的内容,似乎也不能小视其中的影响。当然,这一影响,在大多数中国传统的学者文集中,还是少之有少。但中西会通的影响,应该可以算作梁任公先生外力压迫说与钱宾四先生内在理路说的另外一重因素。
不过,到了民国时期,情形完全不同。清儒之学,多为传统的、内向的,或者说既有知识、思想范围内的深化和拓展;民国考据,虽然考据学者的文章、内容,并无明显的西化倾向,只是研究的体例,逐渐由注疏而转向综合的研究,明显受到西洋学术的影响。但这些似乎都不是主要的,最为重要的还是民国学者中普遍存在的开阔的视野和自觉的与世界对话的意识。如果说,民国学术受西洋学术影响之深,与传统学术质的区别,这样隐含的视野和对话的意识,才是最为核心的。
新近兴起的社会史研究,是否需要考据,考据当以何种面貌出现?因为不是很熟悉社会史的内容,不敢乱说。但偶尔遇到一些有考据癖的学者,穷究个别使用社会学方法和理论研究历史的学者著作,发现对史料真伪和史料解读,存在相当大的误读,这样的研究的价值,要大打折扣,是一定的。现代人文献功底普遍不如老一辈人,这是无庸置疑的,也是我们这些人的先天不足。但徒有理论和方法,于文献却颇为生疏,最终不过是个空壳而已。不过,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的总体趋势,却是重文献、重史料、重考据,终有一天,会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枝繁叶茂。现在还有不少生搬硬套的做法,也是这个过程的必然的一部分。
西洋学者考据的具体成绩,在我个人来看,感受最深的,还是英国史家Grote的巨著《希腊史》(A History of Greece),以及Gomme的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这部集注本。那时关注希腊史,可以说,所有的古典著作,都有很多注疏本,与我们的中国传统考据,其繁密细致,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经院哲学这方面,粗粗了解,也可知其蔚为大观的注疏。当代西洋学者研究希腊史,我们每每都以为主要都是以理论为主导,花样百出,但以个人数年研读的有限经验看,至少在希腊史领域,以文字训诂、考证等方法为基础的陈述性的著作,还是占大多数的,那些在中国流行的新理论之类的著作,反倒是少数。这也好理解,在古代史学术领域,没有语言文字等冷僻工具,几乎可以说,连门都无法进入。正如我们今天,不懂甲骨文、金文、音韵、文字训诂和考古学,奢谈研究殷商、西周史,岂非笑谈?西洋人的这一套工夫,并不比我们的祖先差。只不过现代的多数人,喜欢听听耳食之学,故有很多误解而已。
你说的两个例子,我已看完严耕望先生一篇,洪业先生那篇,暂时没有时间读。严先生的研究的确是探微索隐之典范,特别让人佩服的地方是,严先生那篇文章,竟然没有用一本生僻书和史料,基本都是常见书。能见人所不能见,实在是高明。不过,因为材料不熟,还不能说看懂,讲给学生,讲着困难,他们听着也困难,到时效果只怕会比较沉闷。可能会留到以后有机会,自己也看熟了,再用不迟。
我会把自己讨论这个问题的所用书籍,以及相关个案的详细出处,找时间罗列出来,放在博客上。暂时没有时间,须慢慢来,否则有些东西,只是大致了解,并未真正理解,就贸然放在这里,只怕有失考证学笃实之理性宗旨。
其实,关于这样的问题,我也是第一次整理,还是因为学生的要求,因此,疏漏必然很多,没有教学相长的过程,没有如孙琪兄这样学有根柢的朋友的讨论和帮助,是无从深入思考的,多谢。


  • 相关文章:
« 课件能拯救我的课堂?(转贴)洗脑的成效 »
  • quote 1.sunqitom
  • 中西会通对明末清初实学和考据学的影响,我以前还真没留意过!试对韩老师启发性的见解略作发挥:)
    实学的兴起是一个大题目。其中晚明耶稣会士的作用,应该很重要。那么他们传播的西学对钱嘉派的考据学的影响呢?西洋天算之学在考据学中的应用自不待言,据《书目答问补正·子部总目·天文算法第七》里的分类可知,清人中通西法的有江永、凌廷堪等,中西兼通的有黄宗羲、戴震、钱大昕等。那时西洋算法的影响是否仅及于天文算法之学呢?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天算广泛传播之后,考据学才臻于精密。张荫麟《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中曾提到,戴震的“十分之见”“未至十分之见”的真理观和利玛窦的“定理”“虚理隐理之论”很相似,可能受到后者的影响。诚如韩老师推测,这种西洋天算之学有很大可能会影响到清代考据家治学的一般方法和思想,从而成为考据学成熟的另外一重因素。

    中国西化的新史学任公先生应该是第一个里程碑。许冠三先生的《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把20世纪初的史学家们分成四大派:考证学派(王国维、陈垣)、方法学派(胡适、顾颉刚)、史料学派(傅斯年、陈寅恪)、史观学派(李大钊等)。认为诸派“莫不应与西潮的冲击而生”。其中后三派已然以现代史学思想为指导了。而考据学派虽脱胎于就学,但也具有了韩老师说的“开阔的视野和对话的意识”。方法学派和史料学派后来又被称为新考据学派。这样看来,最起码方法、史料两派的考据学已经与传统的考据学有了质的不同。

    韩老师对西方史家的考据成绩的介绍真是解答了我的困惑。您说的那些著作有机会一定要读一读。

    韩老师也提到90年代以来史学界“回到乾嘉”(或者说回到民国:))的倾向,现在看来在拨乱反正的同时也带来了支离破碎的弊端。而社会史等新史学也存在着生搬硬套、中国的史料不适合西方的理论等毛病。您觉得今后的史学应该如何发展呢?(或许这个问题太大了?嘿嘿)
    韩益民 于 2007-10-1 11:32:03 回复
    翻检《书目答问校补》,果然如此,另外,众所周知,康熙喜欢西学中的历算,似乎不能忽略西洋学术对明末清初学术风气和学术方法的影响。特别是算学和历法对于思维的影响,可谓深刻。我们这里的联想都不过是初步的猜测,要获得确证,并非易事。
    手头正好有梅文鼎《绩学堂诗文钞》(黄山书社,1995年),抄录几段,或可为证:
    《与潘稼堂书》:某尝思今之为《授时》法者,辄疑西说;而尊西术者,往往欲抹杀古人。……治西法而仍尊中理者,北有薛,南有王,著述并自成家,可以专行。
    韩案:潘稼堂即亭林弟子潘耒,亦通历算。薛乃青州薛凤祚。王当为王锡阐,亦通历算。从这一段乃至后面的内容,可知当时第一流的学者中,相当一部分人都通历算,而且了解西洋历法数学。否则定九不至于反复提及家派之分。
    《历法通考》自序:近世欧罗巴航海数万里,以身所经山海之程,测北极为南北差,测月食为东西差,里差之说至是而确。……数万里而准,则施之近用,可以无惑。
    《中西算学通》自序:天下之不可不通,而又不易通者,算数之学是也。人之所通而亦通焉,未敢以为通也。学至算数,则不可以强通。惟其不可以强通也,而通焉者必自然之理。故道、器可使为一体,天、人可使为一日,中、外可使为一人。何也?通与碍对,理本无碍,何待于通?自学者执其所通,以强齐乎不可通,于是通在一人者,碍在天下。是谓通其所通,非吾之所谓通。无他,虚见累之也。数学者,征之于实。实则不易,不易则庸,庸则中,中则放之四海九州而准。器即为道,人即为天,又何古今中外之不可一视乎?
    万历中,利氏入中国,始倡几何之学,以点、线、面、体为测量之资。制器作图,颇为精密。然其书率资翻译。篇目既多,而取径纡回;波澜阔远,枝叶扶疏,读者每难卒业。又奉耶稣为教,与士大夫闻见龃龉。学其家者,又张惶过甚。无暇深考乎中算之源流。辄以世传浅术,谓古《九章》尽此。于是薄古法为不足观,而或者株守旧闻,遽斥西人为异学。两家之说,遂成隔碍,此亦学者之过也。余则以学问之道,求其通而已。
    吾之所不能通,而人则通之,又何间乎今古?何别乎中西?因汇集其书而为之说,诸如用筹、用笔、用尺,稍稍变从我法,亦以见西人之学,初不远人意。若三角、比例等,原非中法可该,特为表出。……夫西国欧罗巴之去中国殆数万里,语言文字之不同,盖前此数千年未尝通也。而数学之相通若此,岂非以其从出者,固一理乎?是故得乎其理,则天道、人事,经纬万端,而无所不宜。
    还有不少关于西学的认识,无法一一抄出。定九对于学理之相通,数学之于思维的作用,西学精密之认识,无疑是非常清晰的。如能通过诗文,一一列出当时在宗教、历算上与西学关系密切之明末至清乾隆年间的学者,对于西学在学理上,乃至方法论上的认识,考求西学与考据兴起之关系,或许可以解此疑惑。
    以我之浅见,中西交流史、科技史领域在此方面的进展,如李约瑟、张西平等的成绩,或可解惑。至于清代学术史,似乎究心于此者尚少。当然,我乃井底之蛙,所做猜测,不足道也。
    至若中国史学向何处发展,并非浅薄若我者所能回答。但思考一下这样的大问题,也没什么不好。在中西交流的大背景下,多元并存,无论是史料、学理、方法,还是人才,都进入到一个急剧积累的时期,随着政治和意识形态在史学领域影响的进一步减弱,相信民国时期学术鼎盛的情景,会有重现之日。自由交流、对话、尊重传统,我以为,是必由之路。
  • 2007-10-1 11:32:03 [Report Spam]  回复该留言

发表评论:

◎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

网站分类

最近发表

最新评论及回复

最近留言

最近引用

30天内评论之星

文章归档

Search

站点统计

网站收藏

友情链接

图标汇集

Powered By Z-Blog Z-Blog 1.8 Arwen Build 81208

Copyright 2008 83KG.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