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益民de博客

始终都觉得先秦、两汉、魏晋隋唐时代的中国人具有尚武、自由的特性，就算是宋、明比较文弱，精神气质上的对于个人尊严的崇尚，也在社会思想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中国社会的普遍奴性的形成，大概上推明祖，有明一代，推行特务政治、廷杖等损毁人类尊严的手段，取消丞相，是重要的一个过程。但即令如此，阳明学派、东林党人、复社，尤其是民间乡绅的势力，却始终都维持着人类尊严的基本价值。正如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所说，明代君主政治虽然腐败、孱弱，宦官肆虐，但大多数时间，都只是影响在朝廷之中，没有波及到民间，因此能够有将近三百年的国祚。下要到清代的雍正、乾隆两朝，在异族政权的强烈压抑下，民气斫丧。在早期薙发令所造成的大屠杀、遍布全国的八旗兵、绿营兵驻防，严酷的文字狱的巨大的恐惧和威胁下，稳固统治的时间长达一个多世纪，加之本来就有深厚的尊君传统的社会心理结构，个人面对君权（政治权力）的尊严意识，几乎荡然无存。有限的尊严意识，都集中在民族尊严或国家尊严两个出口。直至今日，我们的所谓尊严，还都不过是被他人所赐予的，予夺予取，权不在我。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记得从前翻梁启超先生的文集，曾经有关于中国早期尚武精神的文章，于是，就又翻检出来。
我们的祖先不是这样。早在1904年（甲辰年），梁启超先生就有一部小书，名曰《中国之武士道》（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四，中华书局），前面有蒋百里、杨度的序，可知乃任公作于逃亡日本之时。彼时，中国积贫积弱，戊戌变法失败，中国饱受欺凌，在日本，任公深切体会到日本武士道和西洋尚武精神的价值，故穷搜典籍，追忆我先民意气昂然、独立、自由的尚武精神，一一罗列那些充满豪气英风的英雄。对于先秦两汉中国之所以如此尚武，任公先生以为，在于很多国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不尚武不足以自存。何以如此？
在此文自序中，任公云，此种尚武精神可从司马迁《史记》中得之。曰：“其间竞争剧烈，非右武无以自存。盖一强与众弱遇，弱者固弱，强者亦不甚强。数强相持，互淬互厉，而强进矣。其相持者非必个人也。强群与强群相持，其强之影响，遍浸渍于群中之分子，而个人乃不得不强。此春秋战国间，我民族所以以武闻于天下也。抑推原所自始，则由外族间接以磨砺而造成之者，功最多焉。”（第17－18页）
原本想写写先轸之死，因为时间关系，先抄任公先生的宏论。
中国何以民气渐至柔弱？任公认为始于秦始皇。我以为任公所推，太过遥远。暂且不管，先抄在这里：“呜呼！我民族武德之斫丧，则自统一专制政体之行始矣。统一专制政体，务在使天下皆弱，惟一人独强，然后志乃得逞。故曰：一人为刚，万夫为柔，此必至之符也。作俑者为秦始皇。始皇既一天下，锄群强而独垄之。贾生记之曰：‘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诸咸阳，销锋铸鐻，以弱天下之民。’又曰：‘士不敢弯弓而抱怨。’民气之摧残，自兹时矣。”（第20页）
春秋时期，武备往往都在民间基层，实行兵民合一的制度。那些具有参军权利的国人和庶人，平时务农训练，战时从武器库中领取武器，参加战斗。衡之以希腊的情形，类似于公民兵制度。这样的制度，对于国家而言，人们保家卫国，可谓同仇敌忾，遭遇强敌，则必殊死搏斗。而对于个人而言，国家实则不掌握常备军，军队都在私家和基层，政府或者君主对于个人或者小群体，无疑不能采取过于横暴的行为，否则，就会遭到剧烈的武装反抗，翻开《左传》，此种事情，可谓 比比皆是。此乃我辈可以补充任公先生之一点。至于中国民气的斫丧，远因当然为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然而远因绵绵不绝，却不足以一言概括历史全部过程。近因之满清政府的压制，对于中国人对于政府的心理结构之变化，影响也不可谓小。
关于古人之尚武、独立和自由，钱宾四先生也有一篇大文章，曰《论春秋时代人之道德精神》（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一，安徽教育出版社。）钱先生的道德精神的含义，固然包含较广，然人之精神自由和独立，则毫无二致，此乃二先生之本意。巧合的是，二位先生都把先轸列在他们的人物谱之中。这也正是我想写先轸的理由。
明天要上课，只好先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