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了，也意味着暑假黑白颠倒的日子结束了。这个暑假，在网络上结交了几位朋友，终日流连于写博客和相互讨论，非常痛快，也受益匪浅。其中一位网名叫老牛的青岛少年，博学多识，术业专攻，几乎完全沉浸在国故的世界，异常沉潜。其知识眼界，在当下国内大学里的老师中，也很少有，更不必说我辈不学之徒。因此，我视之为畏友，他的质疑，都是对我的一种督促。讨论之乐，无过于此。但同时时常让我思索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少年，何以会如此博学？这在我们这些经过一级一级学校教育过来的人，是不可想象的。他今后在学术上的发展，我不敢断言，但说句不中听的话，他的学术积累和视野，尤其是学术热情，只怕很多混饭吃的大学教授，也远远不及。
在我所了解的学术掌故中，有相当多这样的事例。大概可分为两类：一为独学而成大家者，一为跨越专业界限而改行成家者。前一类国外有约翰·穆勒（《穆勒自传》）、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等，穆勒完全没有经过学校教育，都是他父亲老穆勒在家教他，十几岁的文章就已经震动英伦，柯林武德则未曾入中小学，由父亲教读，十四岁进入牛津。中国的则有陈援庵（垣）先生（《陈垣年谱配图长编》）、钱宾四（穆）先生（见《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记》）、王云五先生（《王云五自传》）、金景芳先生（《家学与师承》），等等。这样的人物，在学术史上并不少见。李敖虽然算不上大家，但绝对是一号人物，中学不满教学的死板，干脆回家自己读书，自由自在的探索，也同样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至于改行成家者，史界有孟心史（森）先生、岑仲勉先生，等，都是中年转入史学研究，而成为清史和隋唐史大家。这些人都是天才吗？有些或许是，但肯定不都是。他们何以在教育制度之外，取得了如此高的学术成就？而今天的教育制度，在人文学科，似乎就很难找到这样的人物了。原因何在？我以为，在于教育之不能因人施教，不能充分让人体会到自由探究的乐趣，充分发挥一个人的才性，在刻板的学校教育模式中，学生的自由思想，可谓动辄得咎，天赋的才能逐渐被固定的思维所磨平，逐渐接受了社会的一般见解，并美其名曰成功的社会化。
我们接受的思维定式就是，学生总是不及老师，总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不管老师的知识的成色如何，也不管学生个人意愿如何，总之要完整地、系统化接受所有的概论式的功课，修够学分，毕业完事。大学毕业往往还不知道研究为何物，大多数人大概不过有些耳食之名词，至于其中具体的内涵，不能细问，再问大多都是要穿帮的。研究生，还是大多不能做研究，还是要不断听课，说实话，有些老师给本科生讲什么，给研究生也就讲什么。反正，你是否成才，全部看你自己的造化。遇到好的老师，进入门道早一些，遇到以己之昏昏欲令学生昭昭的老师，还不知要走多少弯路。所以，就研治历史而言，时常还碰到研究生对于目录、校勘之类的基础学问，甚至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如果有人不信，我就是一个例子。至今回想起来，从大学到研究生阶段学的那些概论性质的课程，不能够学以致用的所谓知识，于今已经彻底忘记，也不知道在知识成长中起过什么作用。当然，我是一个特别迂拙之人，不能以之衡量一般人的收获。如果说在知识上有多少领悟，多是拜家和师所教，和自己的零星领悟，而家和师的指点，决无概论式的程式化和呆板。所以，后来读到黄季刚（侃）先生曾对弟子说，那些概论式的教科书，统统“宜举而焚之”，心里甭提有多快意。或许不无偏激之处，我们无法否认现代教育体系在整体素质上的功用，但不适合培养真正的学问家和充实而光辉的理性。现代教育体制下培养的大学生，很多都类似于万金油，什么都懂一些，什么都能做一些，但什么都只懂一两分，什么都不能做精做深。那些有成绩的，大多数是在体制压抑或不断骚扰下，独自探究的结果。只有能够破除那些无数被冠以“正确”之名的条条框框，才会有知识和思想绿油油的嫩芽的破土而出。
无意于要求证什么，不过是说明自己看到的现象，把自己的疑虑写出来。
这学期第一次去大学城，给05文综班的同学上《史学概论》，反概论，而上概论，有意思。好在总要用破概论之心去做事，用梁任公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作为同学们的参考书，虽然是80多年前的书，在我看来，强过几乎所有的现代版《史学概论》。
这班同学也是非常可亲，思想活跃，相信我们能够共同度过一个充满和而不同的讨论的学期。不过一个同学的问题难住了我：“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为何会带有贬义？”未曾探究，希望这位同学能够独立去探究一番。当然，也请博雅君子指教。
回来的时候，正碰上大雨，被淋成了落汤鸡，这酷暑中的清凉，来的正是时候；凝视车窗外大雨倾盆、茫茫一片的广州，想把上面未必就对的点滴思考送给新结识的这班同学。
韩益民de博客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联系Email：hymscnu@126.com。 QQ：372661321
- 相关文章:
1.jiulongshuju- http://jiulongshuju.bokee.com
- 因搜寻章学诚的相关内容来此，请问韩老师能否寻得梁继红、杨艳秋两位的学位论文？qq78659687
- 2007-9-5 9:40:08 [Report Spam] 回复该留言
- 2.韩益民
- 梁、杨二位的学位论文，均未曾见，国家图书馆博士硕士论文库可以去信让他们复印，不过，那里的复印费很高，但质量可以放心。另外，陈祖武先生等著《乾嘉学派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第五章《学术随世运变迁》之第一节《章学诚与乾嘉学风》，即出自杨艳秋博士手笔，足足八十页，大概就是其博士论文的主体部分，可以参考。
- 2007-9-5 15:26:24 [Report Spam] 回复该留言
- 3.苦恼闲人
- http://betterbetterbetter.blogcn.com
- 哈哈，看来我也是这个教育制度下的残品了。羡慕你有那么好的机缘。当然，主要是你个人努力才创造了那么好的环境。
我一直不太明白老牛是个少年？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因为老是看不懂他的议论，没有深究。祝贺你得此畏友啊。
也祝你在新学期在学问和教学上更上一层楼。韩益民 于 2007-9-6 14:36:38 回复闲人过谦了，上述种种想法，不过是对教育制度的点滴个人思考，是很偏颇的。至于我，始终都不过是个心性迂拙、习惯疏懒的家伙，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事，得个乐子，也就是了。老牛乃一不满20岁的少年，他的学术积累和热情，也正是促使我反思大学教育局限性的一个原因。其实每个大学生都有其天赋才能，但在划一的制度之下，很多精力和时间都花费在与兴趣并无关系的课程上，比如毛概、邓论、三个代表等等，这些课本身不是一些人的兴趣，加之很少有老师能讲好这样的课程（当然，不是说邓小平的文选不好，或者没有意思，我自己很喜欢看《邓小平文选》，虽然我根本未曾想过入党，但每读小平的文章，都会感慨他的思想的清晰、简洁，语言的平和、随意。）对于大多数学生，不但是浪费时间，而且是一种精神折磨。即令是专业课中的一些概论，也是如此。个人兴趣、知道门径的老师、良好的图书条件，如果有此三个条件，教育在提升人的素质和专业知识方面，能够有远远好过现在的成绩。也愿你新学期一切顺利，与诗友唱和不断。 - 2007-9-6 14:36:38 [Report Spam] 回复该留言
- 4.苦恼闲人
- http://betterbetterbetter.blogcn.com
- 唉，这学期太忙，不过双休的话，每周22节课。人都受不了了，所以不去唱和啦。
你说的教育问题确实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的下一代就在这样被折磨着。本来可以成才的恐怕也成不了才了。哈哈。 - 2007-9-7 8:22:41 [Report Spam] 回复该留言
- 5.韩益民
- 是啊，我们毕竟已经人到中年，我每次上完三节连堂的课，都要差不多歇上一天。你的课那么多，更是要多休息，保证足够的体力。
- 2007-9-7 14:25:19 [Report Spam] 回复该留言
- 6.jiulongshuju
- http://jiulongshuju.bokee.com
- 谢谢韩老师。知道国图之文献传递
- 2007-9-9 7:21:40 [Report Spam] 回复该留言
- 7.现实呓种
- http://www.83kg.com
- 不过一个同学的问题难住了我：“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为何会带有贬义？”未曾探究，希望这位同学能够独立去探究一番。
搜索了一下：日本对中国的称呼是随着中国王朝的更迭而相应改变的，「唐国」、「大宋」、「大明」、「清国」等，这时候「中国」并没有被中国作为正式的国名，所以，清朝以后，正是日本开始喜欢用外来语的时候，称「支那」我想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
其二，此时日本人用「支那」，也许在心理上还有一个对「中国」或「中华」称呼的反感吧。
上面已说了「中国」，即有中央之国之意，中原汉族以外称为「四夷」。而在日本辞书上对「中华」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广辞苑》（第五版）上这样写着：在中国汉族面对周围在文化上落后于自己的各少数民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而带有自己是位于世界中央的意识的自称。
清末的反清志士，包括孙中山、梁启超等人，都使用过“支那”这个概念来和清国划清界线。但是，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人借助“支那”这个概念，并在说话的时候，带出蔑视的语气，用以称呼中国，擅自改变中国的国名，当时的中国人，包括许多留日的作家，像郁达夫、郭沫若都对此表示愤慨。北伐革命成功以后，国民政府曾和日本政府交涉，要求日本禁止使用“支那”这样的概念，没能取得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盟军规定日本不再使用“支那”这样的概念。其后到五六十年代，“支那”概念逐渐成为一个死语。
不知道是否正确。
我想，这名字，大约就跟古代我们一直叫日本为“倭”“倭奴”差不多吧。日本有段时间自己也习惯这一称呼。隋唐之际，日本还自称“大倭”，但现在再叫日本“大倭”估计它肯定也不爽。韩益民 于 2007-9-10 0:54:33 回复日本人在历史上称中国人的办法，很有根据；梁启超等也用支那一词，也属事实。日本人不愿用中国一词的理由，合理，但无据。到底这个名词在日本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仅仅因为甲午战争后的自大。恐不尽然。此种问题，本应由熟悉中日近代关系史的人，做一专门研究。时下见到的，多为猜测之词。
今日翻梁任公《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大出版社）上册第73页，有《异哉所谓支那教育权者》一文，全文毫无对支那一词的质疑，反而隐含着China一词的音译，西洋、东洋都如此用。文章发表在1901年，梁先生主要活动在日本，以爱国若梁先生者，如果当时日本主流风气有此贬义加诸中国，当不会不注意。如此，似乎甲午之说难以立足。当然，这只是孤证。对于日本近代史的专业来说，很可能有学者已经讨论过这样的问题，或者并非太难取证，我实在对此了解太少。 - 2007-9-10 0:54:33 [Report Spam] 回复该留言
◎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