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网络出了问题，习惯了上网，总有些魂不守舍。因为马上要上课了，就重新翻翻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即手头这本《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一晚上看完其中的《治史经验谈》，虽说是重读，感受却比读第一遍的时候，更有新鲜感，其实，就是过去读得太粗。
一向认为，梁任公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吕诚之先生《史籍四种》、钱宾四先生《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记》、柴青峰先生《史籍举要》、英国罗马史大家吉本《吉本自传》，加上严归田先生这本《治史三书》，是刚入史学之门的同学最应当读的入门书。这些先生如何与史学结缘，如何对问题发生兴趣，思考的路向如何，与师友交流之收获，中国史籍的特点，史学的基本问题等，都可得到最为亲切有味的指点和启发，可谓常读常新，每读一遍，都可以发现过去不曾注意的问题。
严耕望先生（1916－1996年），安徽桐城人，师从钱穆先生，先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和香港中文大学，中研院院士，应该说是钱穆先生最得意的弟子。严先生是勤奋、笃实之人，故学风也是如此。他一生的精力几乎尽耗于学术研究，自云：除了教书外，其他任何活动，都一律不参与，留出研究的时间，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学者。在从汉至唐的历史领域，他集中研究官制和地理问题，有《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代交通图考》等考证精详的大著作。严先生此书，正是结合自己的研究送给青年学子的度人金针。
对于我来说，最吸引自己的，自然是现在正在苦恼的问题。因为偏爱个案的探讨，又时常超出专业限制，不多的几篇论文，竟然分属先秦史、清代学术史和希腊史三个方向，这其中固然有家和师的影响。但以自己有限的学力和疏懒的个性，能够在一个领域做更深入的探究，才有利于自己的提高。但是，始终无法决断，该向哪个方向集中用力，结果终日无所事事。
严先生恰好有对这种情形的讨论，小标题叫做”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做孤立‘点’的研究”，“我所谓面的问题，就是研究问题，目标要大些，范围要广些，也就是大题目，里面包括许多小的问题。如此研究，似慢实快，能产生大而且精的成绩。……我为研究这个广阔的问题群，自然要将这个时代的重要书籍全部看一过，始能下笔。……再者，作全盘的广面的研究，容易发现材料彼此冲突，就可以即时纠正错误；材料彼此勾联，就可以相互补充。……若是一个一个问题作点的研究，而这些问题有相互关联性格还比较好；最忌上下古今，东一点，西一点，分散开来，作孤立的研究。……这样分开作孤立的研究，外行人看起来好像博学多能，但各方面的内行人看起来，都不够成熟，不能深入，因此都没有永久性价值！而且如此东一点西一点的研究，势必心力时间都费得很多，而实际上成果甚少，这是非常不智的做法。……盯住少数的大范围，在这范围内的各种情形比较熟习，写出论文，不但较少出错，而且能深入探讨，能创获新的成果。”（第19－20页）
另外，严先生关于“小问题、大问题”还有自己的见解，与上述点面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但不得已可大题小做。因为青年时代，学力尚浅，但精力充沛，小问题牵涉的范围较小，易可控制，不出大毛病，但也要全副精神去大做特做。这样可以磨练深入研究的方法，养成深入研究的工作精神。……中年时代，学力渐深，精神体力也正健旺未衰，应该选择重大问题。”（第58－59页）
这些认识，虽属严先生经验之谈，对于我个人启发却很大。虽然我个人在治学上有先天不足之症，加之自我意识一向不够强烈，散漫疏懒，本与学问无缘，偏生有见贤思齐之心。受严先生的启发，我觉得自己比较倾向于把主要精力放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地理方面，一来有兴趣，二来了解中国文化的源头，地理的要素不可忽视，这是严先生在他的《唐代人文地理》中所揭示的道理。只可惜到现在也未曾见到。如能花费十年之功，向师友多所请益，或可小有收获。
孔子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我在此则反是，把自己想做的事情说出来，希望能给自己一些压力，朝这个方向努力。
即将开学，博客还会继续写下去，但可能会比较偏重春秋史和史学概论的相关问题，至于一些感想，限于时间和精力，大概不会像过去那样长篇大论地罗里罗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