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益民de博客

暑期函授课总是这样，在最炎热的时间，用最密集的形式上课，令人疲惫不堪。每次上完课，第二天都要睡到中午11点左右，除了看点儿与宗教有关的书，别的似乎都不大能看得进去。无奈之下，前几日买的上海书店出版社编的《清代文字狱档》（2007年）成了消闲的书，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令人五味杂陈，最能说明心境的，就是标题所说的：荒唐尘世的闹剧。
从能折腾的角度来说，乾隆大概算是可以和汉武帝、毛泽东比肩的统治者。为了当十全老人，不惜寻衅挑起与缅甸的战事；为了在文化史上留名，开办四库馆；为了保证万世基业，大兴文字狱，清朝的文字狱绝大多数都是他在位的时候搞出来的；疑神疑鬼，叫魂之事也是在他的追逼之下，才成为官员无中生有、讨好上级、残害百姓的工具（见孔飞力《叫魂》）；自诩聪明，写诗万首，到处留墨，也可见其乃好事者；在他一朝，贪污盛行，和珅一人之贪污，竟然家产多到相当于全国十年的财政收入；拒斥西方文化的和平交流，等等。他和汉武帝有些很像的地方，都是承父祖之余烈，统治时间超常，好大喜功，个人自我感觉超好，乃至妄自尊大，四处折腾，最后国家的衰败，也始自他们。以上种种评价，多有个人好恶在其中，自然不是什么历史评价，更不敢说对。但我现在的认识，大概就是如此。
从读书人的角度，乾隆开设四库馆，还是有功于中国文化的，但有功的同时，他也是中国文化的最凶残的罪人。他开设四库馆的目的，根本不是在于保护文化，而是在于检查所谓危险的思想，即书籍中的反满或有碍于专制统治的思想。在这个收书、查书、毁书的过程中，一旦被牵连到，其惨况令人心惊肉跳。在档案中，一边是皇帝自以为是的政治高压，官员们的曲意逢迎，另外一边则是无论谁人，都可能面临的灭顶之灾。至于遭此巨祸的原因，可能不过就是小人图利不成的陷害，或者一两句被恶意解读的诗文。从文字狱中，我们可以了解专制政治下的世间百态。
不能说站在乾隆立场上的查抄，都是没有根据的，比如广东诗人屈大均的诗文中无疑是有许多反满思想的。但康熙以宽治天下，也并未因此就亡了国，何以到了他孙子乾隆这里，非要查个彻彻底底不可？是时势使然，还是乾隆自身的思想使然？在我看来，恐怕还是乾隆的思想特点所致。
先看看齐召南跋齐周华《天台山游记》案。齐召南是著名学者，浙江天台人（1703－1768年），曾任礼部侍郎，算是一个相当大的官了，不过，此时（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他已经因为堕马受伤在家。翻检清末张之洞《书目答问》，竟然不见对召南著作的任何著录，或许对于地方大员的张之洞，即令到了清末，对于此等犯禁之人，还是避之唯恐不及的？还是他认为齐召南的著书水准不够？不得而知。其实，齐召南有《十三经注疏考证》、《水道提纲》、《宝纶堂诗文集》，精通史地之学。
召南之卷入文字狱，甚为稀奇。他此时已经六十四岁，他的堂兄齐周华也是一个文人，不过只是一个秀才，不曾为官，此时也应当有七十岁左右，偏偏不很安分。乾隆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浙江巡抚熊学鹏到天台去盘查仓库，没想到路上遇到齐周华，恳求巡抚大人给他所著的几本书作序，并且控告他的老妻奇淫无比，与人通奸，他的堂弟齐召南诈伪，还告了许多同族的人。
熊学鹏《清史稿》无传，但先后担任过浙江、广东等地的巡抚，为人属于非常小心谨慎，唯皇帝之命是从者，故一见齐周华的书，特别是为吕留良子孙求情的疏，就异常敏感。马上去查抄齐周华的家，找到不少自著的书，认为他把吕留良比作“夷齐、孟子，希图煽惑人心，存心党逆。”（第95页）于是对他及其家族的人，包括齐召南，详细审讯，于十一月十八日上奏乾隆。并初步做出严厉的判决：“查律载凡犯大逆但同谋者不问首从皆凌迟处死，正犯之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兄弟之子男，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正犯财产入官等语。”因此，“齐周华一犯应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其兄弟、妻子虽经该犯视同仇敌，久已屏逐，但系律应缘坐之人，亦不便因此宽贷其罪，所有该犯长子齐式昕、次子齐式文、长孙齐传绕、次孙齐传荣、胞弟齐周荫、胞侄齐式鹏、齐式鸾、齐式标、齐式冕、齐式燕均照律拟斩立决，妻朱氏、妾丁氏、长媳奚氏、次媳吴氏、幼孙齐传绚均给付功臣之家为奴。”（第95页）
齐周华所诉是否真实呢？他为什么会采取这样自投罗网的行动呢？按照熊学鹏的奏章，他审查的结果是并非如此。
雍正六年，也就是1728年的时候，发生了湖南人曾静劝说大将军岳钟琪反满的案件。后来经过审查，发现曾静受已经故去的明末清初思想家吕留良的著作影响很深。雍正为了显示宽大，就把曾静抓到北京，和他辩论反满的问题。雍正也真行，曾静骂满洲人、揭他残害兄弟的隐私，一点都没影响他的兴趣，并且把辩论文字，编成《大义觉迷录》一书，下发到全国，强行学习。但他并没有杀掉曾静，却认为根源在于吕留良那里，结果吕留良被开棺戮尸枭首，其子葆中也是如此。而活着的儿子吕毅中则斩立决，孙辈本应处死，但雍正因为人数太多，于心不忍，就把他们流放到宁古塔为奴。（同书，第591页）可是，雍正一死，他的儿子乾隆，不但马上杀掉曾静，而且连他老子的书《大义觉迷录》也毁板禁书，令人不解。无疑，乾隆的眼界和境界，比他老子可是差远了。
当然，曾静案并非说雍正如何仁慈，而是说明他统治手法的高于乾隆。雍正九年，雍正要求各省生员、监生等读书人，明确表示，是否该对吕留良正法，一个个地过筛子。同意的自然没有问题，不同意的可以发表意见，教给各省学政，学政不得阻挠他们的意见的传达。那个时候，齐周华本来已经说了同意，不知为何，偏偏又称自己有不同意见，结果他独抒己见，推崇吕留良。却未料到，这实际上是雍正的一招，让这些持有异见的自己出头，然后再挨个整治，有如反右派时期的大鸣大放的阳谋。结果，齐周华被判永远监禁。到雍正十三年，雍正去世，乾隆上台，实行大赦，他才被放出来。
出狱以后的齐周华，对于自己的文章极为自负，甚至要变卖家产刻书，结果遭到妻子儿女的反对，进而又遭到族人的反对，当然也包括堂弟齐召南，使他对整个家族都心怀怨愤，才有后来的自投罗网之事发生。
处罚的奏章上去，乾隆降旨：“齐周华着即凌迟处死，伊子齐式昕、次子齐式文、长孙齐传绕、次孙齐传荣俱着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其他人一律加恩免治其罪。（第97页）
在此，我们也可以看看一天到晚战战兢兢的地方大员的心理。为什么熊学鹏的奏折所拟定的处罚要比皇帝的严厉很多呢？推测一下：如果皇帝认为他拟得太轻，会把他视为有意包庇，甚至免官、处罚，但如果重了，就没有关系，至少不会让皇帝觉得他有意包庇。反而会给皇帝展示自己宽大为怀留下空间。
齐召南则因为雍正二年为齐周华《天台山游记》做过跋，那时他才不过二十一岁，兄弟间也还没有矛盾，彼此诗文唱和，倒也相得。（第96页）哪里会想到几十年后被堂兄拖下水、并被告发的事情？他的另一罪名是，作为朝廷高官，戚族中有大逆思想，竟然不先行禀报，故查抄其家产来源，押解到京审讯。可第二年，齐召南可能因为又惊又吓，就死在家乡。
这一案件，其实牵连已经不算广，但还是有不少名人被调查、申饬，比如与齐周华有文字往还、并为之作序的有桑调元、李绂、沈德潜等人，因为怠慢办案的官员，受到申饬或免官的有永德等人。
整个案件大致如此。每一个文字狱的案件，都令人对历史上的专制有了更深的认识，在专制政治下的官员、百姓的心态，也可了解更多。
齐周华自己闹的这一出惨剧、悲剧，也可称之为闹剧，归根结底，是专制政治造成的。
原本想把自己关心的几个案件都写出来，先挑一个简单的来写，没想到如此费事，其他的只好请有兴趣的朋友自己读原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