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国学又成了时髦的名词，甚至国学中最为冷僻的经学也日渐热闹起来。有的刊物、网站以国学名之，有的大学还办起了国学班，据说要生产大师。最热闹的是一些以圣人传人自命者发起了少儿读经运动，已有近千万少儿参加过读经。反动也因之而起，一些有西学背景的评论家斥之为“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个别理工科大学也把儒家经典的学习列为公共必修课。作为一个与之相关的史学工作者，对此本应当感到欣慰的，实则却困惑不已。
困惑之一，何为国学？民国时期，曾经有过关于国学的讨论，对国学（亦有国粹、国故等称）的定义，也有许多争论。从范围上说，一些认为是古代中国的学术，另一些则认为可不论古今；从内容上看，有认为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的，也有认为经学是中国学术的主流，则国学与经学同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许多当时著名的学者也在这纷纭的争论中发出感慨：所谓国学，实难界定。按照章太炎的说法，古代的经、史、子、集部都可算在国学的范围内，如此则国学范围太广，失去了学术分类的价值，各以其现代分类如中国之哲学、史学、文学等进行分类足矣，何必徒增烦扰？如果视国学为经学，就颇为荒唐了。中国自来文化、学术就有多源、多流的特点。经学是，史学、文学又何尝不是？即令是儒学，也还存在着不同时期的差异。文化没有交流和融合，甚至冲突，就没有文化的发展。我们的文化中，来自异国的内容很多，且源源不绝。在某个特定时期，回头审视本民族文化遗产，固然可以说，何者乃我民族固有者，可从历史变迁的眼光看来，则并非如此。至于范围上的不论古今，自然无须多费纸笔辩驳。然则何以会有国学之名？从鸦片战争开始，以中学、国学名称与西方学术进行比较即已开始，西学之名亦相伴而生。在民族危难之际，这样的比较是很自然的。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所谓国学实在不是一个纯学术的名词，而是民族主义思潮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副产品。自卑的民族心理除了会有“全盘西化”的强烈冲动，而从固有的文化中寻求资源以维持自尊，又何尝不是一种选择？今天的国学热潮，自然亦不脱民族主义本色。国学之名，实在是民族主义带来的。这样一个看起来很神圣的名词的存在，反而使人容易虚浮起来，不如直称中国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来得更为清晰，也可充分表明文化的客观立场。
困惑之二：国学真的可以填补国人的价值真空吗？虽然不认同国学的提法，但并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了。自打倒孔家店以来近百年的历史，亦可谓斫丧传统文化的历史。今天看来，西方的价值观尽管有不少已为国人所接受，但距离整个系统照搬式的接受，又相去甚远。传统的价值体系已在一次次弃之如敝屣的历史运动中与我们渐行渐远，西方价值观又难以为民族心理完全接受，造成了长久的价值真空。直接的结果，即不免于道德底线的一次次被突破。当然，严苛的道德约束被突破，未始不是一个社会日渐宽容、开放的表征，但道德底线与社会正义的普遍诉求之间的鸿沟，最终会造成社会乱象。这也是历史上不争的事实。如何化解危机？全盘西化既然已被历史证明为不可行，人们转而向传统文化寻求思想资源，于是才有了所谓的国学热。过甚其辞者如以当代大儒自命的蒋庆，对儒家政治和少儿读经的提倡可谓不遗余力，并躬行实践，其核心不外乎让人的思想重回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时代或汉朝。只是孔子的时代可谓乱弑相寻的乱世，“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人”的悲惨呼号也发生在施行儒家政治的汉朝末年。至于后来的中国历史，儒家道德理想的背后，又隐藏了多少“以理杀人”、“吃人”的事实，也不用我们在这里一一摆出来了罢？所谓救国的梦想，就更令人发笑了：宋明两朝古董先生们的儒学当比现今鼓吹儒学的先生们道行来得深些吧？可结果怎样，国家一齐亡了。让人奇怪的是，蒋先生是真的不了解历史，还是有意为了自己的学说掩盖事实呢？总有一些人认为西洋人强大的原因不过是他们的科学技术和制度，在思想层面上，将来的世界总还是要靠东方的中庸思想。正如有人所言，由我们来教训洋人怎样治国安邦，还是太早一点吧？蒋先生们自然可以辩解说道德理想和历史事实总会有距离，不过把自己的主张装扮的如此神圣、纯之又纯，只怕难脱非诈即妄的嫌疑。还有一层疑问，也是不得不问的：世变时移，穷变通久，乃历史通则，何以蒋先生们可以抱残守缺而以圣人嫡传自居呢？偏偏孔夫子曾说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颜渊问为邦，夫子又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孔子好像并无蒋先生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自负，反倒是谦虚得很，知道历史是在不断变化和继承中演进的。与孔子如此大异其趣，真不知道蒋先生们的圣人书是怎样读的？读经的蒋先生们如此，凡张口闭口国学的大人先生们，恐怕也脱不了虚妄的干系罢！
困惑之三：我们该怎样复兴国学？对国学、提倡国学、经学者的辩驳，并非对他们努力的否定，但其中的虚妄却不得不加以讨论和辩驳。至于基于民族自卑心理的虚无态度，比如动辄以封建专制的大帽子扣在传统文化的头上，似乎可以简单地一句话概括，是极度缺乏理性的表现，也是不负责任的。钱穆先生曾说过，中华民族得以从小到大，终于发展成世界最大的民族，传统文化功不可没。日常生活里想要管理几个人都不是容易的事，何况如此庞大的族群？这其中凝聚的数千年来无数人的心力、智慧，岂可因某些人的无知或狂妄而轻易地被抹煞？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把自己的文化之根齐根砍断还能发展壮大的。因此，对传统文化是否需要振兴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没有要不要复兴的问题，只有如何复兴的问题。蒋庆先生提出的办法是，强迫儿童3－12岁时背诵他挑选的12册《中国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不管理解不理解，先记住再说，以后会慢慢理解，在心中生根发芽，直至成为纯正的孔子传人，大同之世自然可期。甚至说不识字也没有关系。这可与中国儒学的传统相违背了，读书须先识字，自古皆然，比较而言，倒是古人的做法更靠谱些。其他提倡国学、儒学或经学的先生似乎还没有这样霸道。可如何复兴传统文化的问题仍然存在。传统文化自然是糟粕和精华并存、真伪杂陈，其范围很广，所涉及到的版本、校勘、辨伪、目录、声韵、文字、训诂、考古等知识技能，对于许多专门研究的专家来说尚且不易，更何况是对此完全无知无识的儿童？进一步推论，专家尚不易懂，包括王国维这样举世公认的国学大师，尚且说《尚书》他能懂的只有一半，《诗经》则有十分之一、二不懂，更何况那些教幼儿的老师，和他们的老师？如此“神圣”的经典，如果误读，或者读歪了，岂不如不读？想想上述蒋先生对孔子的理解，不禁有些恐慌。圣人之徒尚且如此，何况他人？所以胡适曾经说过，我们还不配读经。民国时期，人们传统文化的修养自然要好过今天，胡适先生尚如此说，我们怎可不小心一点？另一层的疑惑是：目前讨论国学或读经者都在价值层面讨论，或者说，大部分并非深于传统者，那些真正从事国学研究者很少发出声音。民国时期则正好相反。这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现象。
如此说来，复兴传统文化，使之成为中国多元新文化的重要一维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其实不然，胡适所说乃高深的研究领域的规范，与普通人的读书有很大不同。对于传统文化来说，不能采用所谓群众运动的方式，更不能把传统文化中的某一不分神圣化，变成对其他部分、外来文化的拒斥和自我封闭的借口。开放的文化系统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因此，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要用拿来主义，不同的是，不单要从外国拿来，也要从传统文化那里拿来。把什么圣人经典、世间大法、民族意识这些吓人的名词放到一边，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在潜移默化中渐渐领悟祖先的智慧、趣味和成就，何患乎传统文化不能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