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属于图书馆学的范畴，目录学课程也基本上都是为图书情报专业开设，似乎已经成了常识。但了解古代中国目录学的人都知道，在正史诸《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中，目录书均属乙部。虽然目录学与古四部分类法的局限有关，但古典目录学与史学关系之密切也是勿庸置疑的。古典目录学与今天图书馆常见的目录不仅分类法不同，体制也不同，对于研究和学习的作用自然也有区别。现代目录学基本上是为现代学科体系而设，而包括史学在内的国学研究，欲求其真，不可能完全按照现代学科体系的路径研究。历史教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教学，要使学生了解、搜集、解释和利用史料，则有必要使之掌握初步的古典目录学知识。
历代史家往往视目录学为治学第一要务和门径。清代史家王鸣盛曾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 王氏以《十七史商榷》与钱大昕、赵翼齐名，为乾嘉汉学研治史学之翘楚，不但指出目录学乃为学必经之路，更强调精通目录不易。清末名臣张之洞有一部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书目答问》，云“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 ，欲知要领，则需要了解目录学，否则会无所收获；欲提高读书效率，还是需要了解目录学，盲目选择书籍，费力多而所获少。在另一部书里，他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或天算地舆，经治何经？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因类以求，各有专注。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俗学？史传，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详密？孰为疎舛？词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抉择分析，方不致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析而言之，《四库提要》为读群书之门径。” 张氏所列诸类学问，看似名称已然过时，实则融入了现代学科体系。即令最为冷僻的经学，在当时可谓学问之大宗，今亦可视之为可贵的社会、思想或学术史的材料。张氏之意，学者只要肯研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循此书指引而入学问之门，就可无师而有师，故谓之“读群书之门径”。
张之洞关于目录学功用的说法并非夸大其辞。后来一些著名学者就是通过读《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大史学家的。其中最著者为陈援庵（垣）先生。援庵先生早岁入私塾读书，自十六岁后即未再入学，开始自学生涯。先生十二岁时，在老师书架上看到《书目答问》，大开眼界，才知道在八股、经书之外，还有广阔的知识天地。自云“书中列举很多书名，下面注着这书有多少卷，是谁所作，什么刻本好。我一看，觉得这是个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 以后几年又进而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先后阅读了好几遍，先生裔孙陈智超先生说：“从少年时代开始，他就掌握了比较丰富的目录学知识，为他后来从事史学研究和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先生早年有感国事艰危，投身政治和教育，先后担任国会议员、教育次长。但先生对当时政治非常失望，遂专心治学，研究领域主要是宗教史、元史、文献学等。1915年，承德文津阁《四库全书》移到北京，先生开始阅读和研究这部大丛书，并发现《四库全书》排斥基督教书籍，发愿作《乾隆基督教录》，以补《四库总目》之阙。 1920年，先生受命检查文津阁《四库全书》，对每部书的册数、页数都进行查点统计，把书名和撰者作了索引，并写成《四库书目考异》、《四库全书纂修始末》两部书。 1925年，先生参与整理故宫文物，清点文渊阁《四库全书》。 先后撰成《道家金石略》、《敦煌劫余录》、《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目录学性质的书，遗泽后人。有人说先生中国惟一一个读完《四库全书》的人，或许有些夸张，但说他是最熟悉《四库全书》、也读得最多的学者，当无疑义。正是这样深厚的目录学基础，对浩瀚的文史书籍了如指掌，成就了先生博大精深的史学研究。先生不但自己勤于目录学研究，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也非常强调目录学对历史教学的作用，并在教学中加以实践。援庵先生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讲授“史源学实习”课程，是先生独创的一门历史综合基础课。他找出《日知录》、《鲒埼亭集》、《廿二史札记》的一些篇目，要求学生“将文中人名、故事出处考出：晦者释之，误者正之。” 考出人名、故事出处的过程，非求助于目录学不可，在检索考证的过程中，学生也就得到了最真切的目录学锻炼，虽然此课程目标不仅于此。先生所传弟子许多都成为著名的史学家，比如柴德庚、刘乃和、台静农、余逊、陈述、赵光贤、牟润孙、孙楷第、启功、漆侠等，先生之子乐素、孙智超亦以史学名家，其受惠于目录学不言自明。
另一位著名目录学家、史学家余季豫（嘉锡）先生，为援庵先生生平学术知己和同事，终其一生，孜孜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研究，有《四库提要辨证》、《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等传世之作，1948年，与援庵先生一起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季豫先生少年嗜学，自言“阅张之洞《书目答问》，骇其浩博，茫乎失据，不知学之所从入，及读其《輶轩语》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不禁雀跃曰：‘天下果有是书耶！’”后其父为之购得，大喜，“穷日夜读之不厌”。 先生后来的史学研究与目录学关系密切，读《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寒食散考》等就可知道。从1928年起，先生在辅仁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教授目录学。
从上述两位先生的治学经历和学术、教育成就来看，目录学对提高大学历史教学质量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其实，只要稍微留心，就可以发现，几乎有所成就的史家，都曾在目录学上下过一番工夫；过去大学中为了使学生打下牢固的国学基础，也都开设过目录学课程。但现在国内历史系很少有开设古典目录学的，图书馆专业的目录学课程又主要与现代目录学联系着，能把目录学和历史研究联系起来进行教学的就更少了。甚至有些学生到了研究生阶段还不知道目录学以及与目录学密切相关的校勘学、版本学为何物，以这样的学术基础，欲求中国古代史教学和研究的提高，无异于缘木求鱼。
古典目录学大致可分为国家图书目录，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史志目录，如《隋书•经籍志》等，私家目录，如《直斋书录解题》等，地方目录，指地方志中所载目录，丛书目录，如《中国丛书综录》等，初学目录，如《书目答问》等，专门目录，如《大藏经目录》等种类。其与现代目录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分类和体制的不同。古典目录学按照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每部下面又分小类，比如，经部是古代学术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其下又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乐、小学等类， 有机地组成了经学的知识系统。但今天看起来，易类属哲学，诗类属文学，礼类属政治学和社会学，书类、春秋类属史学……各属不同学科，按现代分类法，不仅无法了解经学的知识系统，反而撕裂了其原生形态。这样说并非排斥现代分类，就史学而言，古代经学已经成为了史料，要了解当时的哲学史、政治史、社会史、学术史等， 首先要尽量恢复经学在历史上的原貌，在此基础上认识的历史过程，才能较近其真。就目录学体制而言，目与录不同，目乃“条其篇目”，录乃“撮其指意”，此汉代刘向校书时即已确立之体制，不但如此，每部类还有小序，以“究其流别”。 故小序、篇目、提要（录或解题）成为目录学的基本体制。后来目录学的演变，又在此基础上衍生两类，一类有小序而无解题，如《汉书•艺文志》，一类只记书名，如《通志•艺文略》即是如此。虽郑樵有“泛释无义论”，认为只要类例清楚，未必需要解题和小序， 但以小序、解题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的目的，恰恰是中国目录学的核心。现代目录学则众所周知，无须细表。区分二者，指出古典目录学的特质，并非要否定现代目录学，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实则两者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余季豫先生曾言：“吾国从来之目录学，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由与藏书之簿籍自名赏鉴、图书馆之编目仅便检查者异也。” 可谓揭示了彼此差异的实质。
对于目录学的具体作用，学者们也各有见解。来新夏先生是从了解图书和研究学术来看的，认为目录学有四种基本作用：一、掌握古籍总的基本状况，包括各时代古籍的概貌，古籍图书的归属状况和考辨；二、了解图书的本身状况，包括作者、版本、考证等；三、粗知学术源流；四、指示门径和辅导读书。 余季豫先生则认为，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基本作用外，还可利用来考辨学术。比如，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因目录访求阙佚；以目录考亡佚之书；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 利用目录考辨古书真伪，梁任公先生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详言之，在其所列辨伪十二条中，首列著录情况，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但这些作用如何与历史教学联系起来呢？下面根据历史教学的实际情况结合上述诸先生所言分别举例说明。
一、开阔学术视野。史学的根本在于史料，凡是保留下来的书籍，都是研究历史学的宝贵史料。但中国古代留下来的文献浩瀚无涯，怎样在有限的生命中选择自己“性之所近” 的学术门类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否则只能是“泛滥无归”。故历史专业的学生需要了解，自古以来，我国有过哪些书，现在还有哪些，都是怎样归类的，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以便在今后的学习中因类求书，联类求解。比方说，研习春秋史的同学，首先要通过目录学从经部春秋类中了解春秋三传，尤其是《左传》，史部正史类了解《史记》，史部杂史类了解《国语》，这可是研究春秋史的三部最基本的史料。这样是否就够了呢？显然不够，就史料而言，尚须了解编年类的《竹书纪年》 ，另外，经部中的礼类、诗类和子部先秦两汉诸子书等也均包含大量春秋史料。只有通过这些史料的研究、比较，才能得春秋史之真相。忽视了这几类材料中的任何一种，都会使学习和研究不够规范。当然，考古和古文字材料也很重要，那需要另外讨论。刘家和先生是我国在印度上古史研究中卓有成就的学者，从印度学者和西方学者所难以利用的《大藏经》中发掘出许多印度已经失传的文献史料，对古代印度的社会经济和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谈及这些成果的取得时，他说自己花了两年半的时间研读《大藏经》目录，把钻研的对象按照重要程度分为三类，重点研究小乘文献，才有效地掌握了《大藏经》中的史料。 他曾经说，掌握目录学知识，就好比一个将军，非得了解手下不同的兵的特点，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作用，最终赢得胜利。如果一个学者不了解传世文献总的状况，也难以在研究中有所进步。程千帆先生有过类似的说法：“（目录学）使我们能够找到自己需要读的那些书，并知道在我们所需要读的那些书中，哪些是基本的，哪些应当先读，哪些可供参考。” 目录学的研习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考察古代历史文化的广阔视野，使我们在掌握史料上不至于发生偏失，在研究思路上则可能独辟蹊径。
二、了解学术史。当学习和研究进入较为专门的阶段，需要把握某一具体学术门类的发展史和研究史，即章学诚所盛称的刘向、刘歆父子“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意义所在，也是古典目录学的精髓所在。故余季豫先生有“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帐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目录者，学术之史也” 的说法。前贤所论，实指目录学之小序。为何要看重学术史？欲深入探究一问题，非了解此问题在历史上发生的源头，后世的研究成就，所提问题的价值方可彰显；历代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乃可借鉴，如此原原本本，才是有根之学。否则，容易陷入无根之游谈。此可谓纵向的拓展学术视野。还以春秋史为例，《隋书•经籍志》之《春秋》序云：“《春秋》者，鲁史策书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沦废，鲁以周公之故，遗制尚存。仲尼因其旧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顺，或直书其事，以示首恶。故有求名而亡，欲盖而彰，乱臣贼子，于是大惧。其所褒贬，不可具书，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说，左丘明恐失其真，乃为之传。遭秦灭学，口说尚存。汉初，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王莽之乱，邹氏无师，夹氏亡。初，齐人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授东海嬴公。嬴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故后汉《公羊》有严氏、颜氏之学，与谷梁三家并立。汉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说》。而《左氏》，汉初出于张苍之家，本无传者。至文帝时，梁太傅贾谊为训诂，授赵人贯公。其后刘歆典校经籍，考而正之，欲立于学，诸儒莫应。至建武中，尚书令韩歆请立而未行。时陈元最明《左传》，又上书讼之。于是乃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后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遂罢。然诸儒传《左氏》者甚众。永平中，能为《左氏》者，擢高第为讲郎。其后贾逵、服虔并为训解。至魏，遂行于世。晋时，杜预又为《经传集解》。《谷梁》范宁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谷梁》浸微，今殆无师说。” 唐以前人们对《春秋》、三传及其古注源流的基本认识，于此可得其大概。此后的《左传》研究，最有成就的综合研究，以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为代表。到了清代，《左传》研究越来越专门，各方面的问题均有细致研究，为治古史的必由之路。如，不满杜注，欲复汉代古注旧貌的有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李贻德《左传贾服注辑述》等，言地理有江永《春秋地理考实》，言世族有陈厚耀《春秋世族谱》，言姓名有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言礼有朱大韶《春秋传礼徵》等，言历法有陈厚耀《春秋长历》……不一而足，至于各类新注，更是不胜枚举。我国古代经典，均类乎此，由目录可获知其文献源流、问题、专门研究，对学术史的了解最为有利。
三、了解具体文献的特点。历史学习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对具体文献的把握上，提要（或解题）就包括了作者，书的基本内容，版本，评价等几个方面。孟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读书当与古人为友，不但要读其书，还要知其人论其世。因为“吾人读书，未有不欲知其为何人所著，其平生之行事若何，所处时代若何，所学之善否若何者。”毕竟人的思想与其经历、时代密切相关，“若并其所生之时代不之知，则何从辨其学术之派别，考其源流之变迁耶？” 通常提要先介绍一个人的生平事迹，所属时代，如果有作者的传记材料，比如正史有传，就标明见于何处，以便进一步了解作者。提要也简要介绍此书基本内容，重要的学术成果或材料还重点来谈。笔者一直对先秦稽首礼有兴趣，苦无头绪，在翻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时候，发现清儒毛奇龄《经问》、沈彤《果堂集》的提要均提及书中有解释古拜礼的内容，始知其大要。版本与目录关系密切，与治学也同样关系密切。古书屡经传抄、分合、散佚、刻印，就会出现内容和文字差异，故如版本不同，可能内容就相差很多。比如，史学界对宋江有否投降的问题曾经出现过一场激烈的争论，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几次著文否定宋江投降。后来有学者引用北宋末年人李若水《忠愍集》卷二《捕盗偶成》一诗，证明宋江确实投降了朝廷。邓先生至此才承认自己以前的看法是错的。学问渊博如邓先生者会连《忠愍集》也不知道吗？不是的。原来他曾经读到过的《忠愍集》是一卷本，没有诗一卷。 版本选择之重要性，于此可知。故目录学通常会考辨版本流传，何本较好，极为有益。前人对一部书的基本评价，或许与今人评价有所不同，但目录学家读书后的评价，还是可以作为我们选择文献的重要依据。比如新、旧《五代史》，四库馆臣曰“欧阳修文章远出居正等上，其笔削体例，亦特谨严。然自宋时论二史者即互有所主，司马光作《通鉴》，胡三省作《通鉴注》，皆专据薛史，而不取欧史。沈括、洪迈、王应麟辈为一代博洽之士，其所著述，于薛、欧二史亦多兼采，而未尝有所轩轾。盖修所作皆刊削旧史之文，意主断制，不肯以纪载丛碎，自贬其体。故其词极工，而于情事或不能详备。至居正等奉诏撰述，本在宋初，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故异同所在，较核事迹，往往以此书为证。虽其文体平弱，不免叙次烦冗之病，而遗闻琐事，反藉以获传，实足为考古者参稽之助。” 虽然欧史有体例严谨、文辞典雅的优点，但从史料价值看，反而不如薛史。《提要》作者 通过大量证据思考而得的评价，使我们对两书的优劣得失，一目了然。
全部抄录一段提要太长，在此抄录《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关于《史通》的短短的提要，以略见其体例：“史通二十卷。唐刘子玄撰。子玄即刘知几，以字行也。其书内篇论史家体例，凡三十九篇，今佚其三篇；外篇述史籍源流，与古人得失，凡十三篇。盖子玄官秘书监时，与萧至忠、宗楚客等争论史事，发愤而作。故其词往往过激，至《疑古》、《惑经》诸篇，更几于王充之《刺孟》、《问孔》。然子玄熟悉史例，其所驳诘，虽马、班或不能自解。故自唐、宋以来，史家奉若龟鉴焉。” 《简明目录》远不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详细，但也提纲挈领。
四、学习考证方法。怎样利用不同文献对于文献及史事之真伪加以考辨，是每个研习历史的人必须具备的基本功。阅读书目的提要部分可以学习考证的方法。比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编年类《竹书纪年》提要云：“案《晋书•束皙传》晋太康二年，汲县人发魏襄王冢，得古书七十五篇中有《竹书纪年》十三篇，今世所行题沈约注，亦与《隋志》相符。顾炎武考证之学最为精核，所作《日知录》中，往往引以为据。然反覆推勘，似非汲冢原书。考平王东迁以后，惟载晋事，三家分晋以后，惟载魏事，是魏承《晋史》之明验。然晋灵公桃园之事，董狐所书，明见《左传》，孔子称赵盾为法受恶，足知未改史文。乃今本所载，仍以赵穿蔽狱，则非《晋史》之旧也。《束皙传》称‘《竹书》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今本皆无此文。又杜预注《左传》‘携王奸命’句，引服虔说，以为伯服，疏并引束皙为伯盘，今本乃有余臣之说。使《竹书》原有此文，不应二人皆未睹。则非束皙、杜预所见本也。……《隋书•经籍志》曰：‘《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今本自入春秋以后，时月并与经同，全从周正，则非隋时所见本也。《水经注》引《竹书》七十六条，皆以晋国纪年，如《春秋》之为鲁史，而此本晋国之年皆附周下。又所引出公六年‘荀瑶成宅阳’，梁惠王元年‘邺师邯郸，师次于平阳’，魏襄王六年‘秦取我焦，及齐师伐赵东鄙围吕牟诸条’，今本皆无。其他年月亦多舛异，则非郦道元所本也。《史通》引《竹书》‘文王杀季历’，今本作‘文丁’。又引《竹书》‘郑桓公，厉王之子’，今本‘锡王子多父，命居洛’在宣王二十二年，‘王子多父为郑公’在幽王二年，皆不云厉王子，则非刘知几所见本也。《文选注》引《竹书》五条，今惟有‘太甲杀伊尹’一条，则非李善所见本也。《开元占经》引《竹书》四条，今本皆无，则非瞿昙悉达所见本也。《史记索隐》引《竹书》‘晋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孙，是为敬公’，今本作‘出公薨’。又引‘秦与卫战岸门’，‘惠王后元十一年会齐于平阿’，‘十三年会齐于甄’，‘齐桓公君母’，‘齐宣王后’，‘宋易成肝废君自立’，‘楮里疾围蒲’七条，今本皆无，则非司马贞所见本也。《谷梁传疏》引《竹书纪年》周昭王胶舟之事，以驳《吕氏春秋》，今本但曰‘王陟’，无胶舟事，则非杨士勋所见本也。《元丰九域志》引《竹书》‘阴司马败燕公子翌于武垣’一条，今本亦无，则非王存所见本也。《路史》引《竹书》周武王年五十四，辨武王非九十三，今本乃作九十三。……”通过把今本《竹书纪年》与那些确定见过原本的人留下的书或注疏比较，发现今本与原本往往存在很多差异，其中束皙和杜预乃亲见并整理出土竹书者， 其所引用的与今本不同，不仅如此，凡明确见过并引用过原本《竹书纪年》者，如杜预、郦道元、杨士勋、李善、刘知几、司马贞、王存等所引，均与今本有参差。今本无疑为后人所伪，故提要最后云“自明以来，流传已久，姑录之以备一说，其伪则终不可掩也。”这样确凿、犀利的考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比比皆是，多读自然有益于学力之增长。
需要强调的是，研习目录学，不能仅仅局限在一两种目录，相互参证，方可较全面的了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后对其有补正、庚续之作很多，如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续四库提要三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孙殿起《贩书偶记》、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等，相互参考，甚至此前的目录学著作，也还有不能替代的价值。各种文集中的序跋实则亦属扩展的目录学知识。另外，研习目录学必须要见原书，读完目录，找原书与提要相互印证，才能保证对文献史料的特点有真切的认识。
目录学自然不是万能的，但确是读书治学之津梁。古典目录学看似只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关系密切，实则有利于学术基础的建立、方法的了解，故对整个历史教学都有示范作用。世界史、中国近现代史并非不重视目录，只是没有如此丰富和完善的目录学体制。希望国内高校历史系在课程建设上，能尊重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开设目录学或相关的中国文献学课程，培养更多懂得学术门径的历史学人才。笔者初涉目录学，不揣浅陋，献一得之愚，还望方家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