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同学来问：我在《史记》、《国语》见都是“周史伯”，为此我查阅过有关周代的官员任用情况，如《尚书》、《礼记》、《周礼》等。但是都不能找到直接的史据证明，有关诸侯国的官员也是由周天子任命的。那么这个史源的工作应怎样进展下去呢？还有什么书籍可以查阅呢？
正好手头有归去写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草稿，希望能对同学的问题，有所启发。
史官归属历来是有疑问的。《周礼》对史官记之甚详，但因仅言周制，未涉及到诸侯是否有史的问题。汉代服虔则认为“诸侯皆有大史，主周所赐典籍，故曰周大史。”（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36页。） 即诸侯的典籍是周室所赐，大史则诸侯自有之，因为守周典而曰“周大史”。孔颖达继承了杜预在《春秋左氏传序》的说法，杜氏云：“《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春秋左传正义》卷一。第6页。） 故孔颖达多次谈到“诸侯官属虽难备知，要传记每说诸侯之史，知诸侯亦各有国史也。”“诸侯大史当天子内史之职，以诸侯兼官无内史故也。”（同上，第7页。） 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证据，即“传记每说诸侯之史”，比如，《左传》闵公二年卫国之大史史华龙滑和礼孔，文公十八年鲁国的大史克，哀公十四年的齐大史子馀，等等。但是，孔氏的证据并不能解决史官的官属问题，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不是周天子派来的。到了近代，章太炎、钱穆两大儒都就此发表了与杜、孔相反的见解。章先生云：“侯国之祝、宗、卜、史，皆自天子赐之。虽楚则有周大史。惟晋董氏，亦以辛有之二子出于成周。《春官》有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其史百二十人，盖乘轺而出，分趋于邦国，以书善败，归而臧诸册府，遂为周大史也。御史所不至者，其书不登。” （章炳麟《訄书》，徐复详注，尊史第五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显然，章先生认为所有诸侯国的史官均为周天子所派，但百二十人乘车而出，不知何据，可能出自墨子所论百国春秋（待考）。钱先生也是如此看法，不过他提出了新的证据，司马迁追记自己的祖先，是周王室派出的史官；《春秋》载“晋赵盾弑其君”，“齐崔杼弑其君”，那时晋国齐国的史官，下一个“其”字来称齐君晋君，可见赵盾崔杼所弑，照名义上讲，并不是晋史官齐史官之君；史官由周天子派来，义不臣于诸侯。崔杼可以把当时齐史官杀了，但不能另派一人来做，于是齐史之弟便接其兄职再来照写。（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0年。第16页。） 但持诸侯各有国史的学者并不在少数，比如吕思勉先生。（吕思勉《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4页。） 哪一种说法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呢？《左传》桓公十七年：“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杜注：日官、日御，典历数者。孔颖达据《周礼》太史之职推定“然则天子掌历者，谓大史也。” 则日御亦史官，若如此，《左传》本文即已记载了诸侯有史官。《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将盟臧氏，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而问盟首焉。”昭公二年郑国“公孙黑强与于盟，使大史书其名。”都表明太史或史官似乎逐渐失去了独立性，非超然于诸侯国内臣民的天子之臣，很可能是诸侯之臣。顾栋高云：“据《尚书·酒诰》，诸侯得有内史，则亦有外史也。”（转引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杨先生未言明顾氏说之出处。） 检《尚书·酒诰》原文，则无从知道史官官属问题。看来，就现有文献确证此问题是很困难的。不妨做个推测，从定公四年传子鱼追忆周初分封鲁国赐予史官、典策，到昭公十五年周景王驳斥晋籍谈“数典忘祖”时提到“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杜注：“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适晋为大史。”韦昭亦如此说。（《国语·晋语四》第十。见《国语集解》，此条从杨注中得之。） 在周王室方兴或中兴之时，有实力控制新分封的诸侯，而仅仅带少数人去实行武装殖民的诸侯相当弱小，需要仰赖王室，故王室不仅分封土地、人民、器物等，还分派史官和典策给他们。这应当是毫无疑问的。而到了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已经逐渐强大起来，周王室反倒衰落了，自顾不暇，已经没有力量再派史官给诸侯了。当然，也没有必要了，因为诸侯实力的增加，已经由殖民小城邦逐渐向领土国家转变。虽然过去的史官的后代仍然有做史官的，但社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史官，保存社会记忆，故按照周礼自己任命史官。或许这样的变化可以增进对史官职属的理解。至于上文章先生所说周大史，出现在哀公六年，可能叛乱的王子朝在逃亡到楚国时带去的。（《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过去写的东西，不足的地方必定很多，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再来补充、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