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学同学打电话，提到对人的评价，颇以气节论人。比如对著名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于省吾先生之在抗战中任教伪北大一事，很有些不以为然。因为最近读了不少明清之际的史事，我对所谓气节问题极为感兴趣，遂提出傅斯年先生抗战后出掌北大，对任职伪北大者的排斥所引起的风波，其中似乎就有于先生在内。我的基本想法是，此类人只要不是主动积极投敌，为生存而已，且无恶迹，应无关气节问题。之所以受排斥，与一时风气，尤其是后方来者以抗战高自标榜关系甚大，当然，或许还有其它我等所不知的具体情形。那些所谓学者总是以己之难能而要求于他人，亦非公允。对于学者的评价，更要清醒认识个人名节与其对民族文化贡献之区别。当时争论最为激烈的恐怕就是周作人投敌案，于是看了两天关于周作人研究的文章。另外，明末钱谦益亦一重点人物。过于重视气节实际上往往会使人在分析人物时热情有余，冷静不足，从而产生认识上的蔽障。分析明清之际人物，会因为一时的不怕死或所谓气节忽略了此前所有于国家不利的行为，如史可法（见顾诚《南明史》）；亦会因一时的投降而全盘否定一个人，比如钱谦益，其后之复国运动，此前之复社领袖，以及一生的藏书、读书、写书事业，都可借着气节的名义，简单地一笔勾销。这是认识的简单化。
谈论气节问题，还有一个人是必须要提的，即五代时期的丞相冯道。冯道其人，新、旧《五代史》都有传，基本上谁当了皇帝，他都会率百官恭迎，号称“不倒翁”，为历代士人所不耻。观《五代史》所记载冯道事迹，不但未见作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在行、也很关心民间疾苦的丞相。当时乱世，如果要讲气节，几年，十几年就换个皇帝，如果按照那些过于强调所谓气节的学者们的观点，难道人人都要抹脖子才算有气节？如若真是那样，也就是说，只要改朝换代，大臣们就都该死？历史的事实是，几乎所有大臣都如冯道一般，只不过因为冯道是丞相，树大招风，后人的这些苛刻的评价才一股脑都给了冯道。
或许有人会说，不同的，于先生是为日本人做事的。首先，要搞清楚，不是所有人、而是只有少数人才到了大后方，当时大部分老百姓都生活在日本人的铁蹄之下，作为一个普通人，生存的需要是第一位的。难道因为没有去大后方，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工作谋生的人都是气节有亏？其次，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大学工作，就有汉奸之嫌？于先生一生研治中国古代的文物、文字、文献，识见和方法可谓精悍绝伦，如果不是对中国文化抱有极深的敬意和热爱，又怎能有如此造诣？在当时所谓伪北大，于先生应当还是教的这些吧？于先生不但没有什么虚造的气节问题，而且在传承中国文化方面有很大的功绩。
建国后，或者建国前也如此，没有什么不同，人们在气节问题上调子都过高了。我只想说：在肆无忌惮评价他人该如何如何的时候，请先想想自己能否做到。
时间已是凌晨，今天也比较辛苦，感觉头脑不是很清醒，甚至文句都有不通之处。但自觉“君子躬自厚，薄责于人”的古训，在气节问题上，还是有正本清源之效。还望各位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