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曾作《钞书自序》一文（《亭林文集》卷之二），其文云：
先祖曰：“著书不如钞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先祖书法盖逼唐人，性豪迈不群，然自言少时日课钞古书数纸，今散亡之余犹数十帙，他学士家所未有也。自炎武十一岁，即授之以温公《资治通鉴》，曰：“世人多习《纲目》，余所不取。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至于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炎武之游四方十有八年，未尝干人。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则留，或手钞，或募人钞之，子不云乎：“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亭林此文，对过去的读书人影响甚大。古人得书不易，钞书乃一重要来源。今人不钞书，与得书甚易，不无关系。然推顾氏祖孙本意，并非教人死钞书。其祖父所云：“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乃古人崇古之常态，不必当真，今人自有远胜古人处。但其中意蕴，或指那些凡是历经灾难而流传下来的书，必然有其不可磨灭之价值。如此理解，所谓古人，指的是那些经过时间和历代学者鉴别而存留下来的经典。至于后人改前人之书不若前人，亦未必公允。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例，后人改作，共留下两部名著，一部是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一部是朱熹《通鉴纲目》。其他暂且不谈，仅后两者在史书体裁或著述编排方面，就大有功于史学。其有功于史学，可见钱穆先生之《中国史学名著》，也可见钱穆《国史大纲》之编纂方法。当然，就史料价值而言，袁、朱之书是无法与司马光的《通鉴》相提并论的。因此，顾氏祖孙的本意是指史源学上的价值，读书当读历经检验的经典，当读最具有本源性意义的书。这样的书在当日印刷条件下不易得，故须以钞书得之。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著书果真不如钞书吗？亭林读书作文之名虽响彻千古，其言也无须尽信。如果真的那样，人类文化还会有发展吗？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以明人著述和宋人著述相比，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李时珍《本草纲目》、徐霞客之《游记》等等明人著作，其重要的科学价值与宋人同类著作比，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有在后人剽窃、改篡前人之书而毫无创见，不过是夸富斗奢、博取名利的意义下，顾氏之言，始得成立。由以上来看，顾氏钞书，乃钞难以得到的、有创见的古代经典之谓，非同一般意义上的所谓钞书。
那么，单纯钞书，是否就因此失去价值呢？以今日变迁之速，信息之多，说钞书已经跟不上时代潮流，是不错的。但是，对于研治古代文史的人，尤其是初学者，是否也是如此呢？就个人意见来说，不然。钞书之有益于学，惟在用心。有如句读，不懂终究是断不来，不懂也同样抄不下去。故有志于古学者，须有一个抛开现代标点本、钞读无句读古书的过程，才能细心体会和准确把握古人文章中的文气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