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益民de博客

最近一期《南方周末》（2007年5月17日）开设了一个《论语之道》专版，其中有一篇文章，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文字学者李零先生的《他是一条丧家狗》的专访，因为李零先生最近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丧家狗》，讨论孔子、《论语》和儒学。
《论语》最近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大家都知道与北师大艺术学院教授于丹有关，并在社会上形成非常尖锐的两种立场。一派认为，于丹讨论《论语》，近乎于任意解释，并非《论语》之真；另外一派支持于丹的则认为，这些腐儒们斤斤于章句之是否准确，却无法做到让普通老百姓真的认识《论语》的价值，而于丹却做到了让很多人有兴趣读《论语》、了解《论语》，尽管她的解释未必都准确。最极端的拥于和反于，竟然在网络上肮脏的语言无所不用其极。真真是让人笑掉大牙了，不说也罢。国人日渐强烈非理性主义的色彩，令人忧虑。
但以此为契机，许多在学界更为有影响的学者开始发出声音。有的如复旦大学的朱维铮先生，一生研究中国的学术和思想，站出来说于丹根本不懂《论语》；也有的提出自己对《论语》的解释，比如李零先生。其实，《论语》在中国受到人们的尊崇两千多年，最近的种种喧嚣，在历史的长河中，也算不得什么 。
李零先生是一个我素来感到有趣的学界人物，过去略知他在研究古文字本行以外，还经常弄上一些方术、兵家之类极少有人涉足的领域，文字也非常灵动，但终究没有好好读过。这一次这本关于《论语》的书，也未曾见，更未曾读，只是妻说这一篇专访还很有趣。因为专业的关系，对于她的判断力是非常怀疑的，就拿来看看这所谓的名家，到底怎样谈论《论语》。
我个人读书、思考受到读陈垣先生文章的影响，认为“学者以找到错处为乐趣”，能看出他人讨论的错误，不但可以不迷信权威，锻炼独立思考，而且可以从中学习独立判断事物真伪的方法。另外一个信仰可能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值一哂的：如果文章或讨论中的细节问题往往有误，文章价值可以不论。
如此这般翻翻李零先生的专访，结合自己十几年来读《论语》的一些印象，感到李零先生有不少与史实或文献违背之处，颇有大言欺人之嫌。当然，也可能与访谈不能随时翻书核对有关，但这样的可能性非常小，他可是刚刚写完一本关于《论语》的书，怎么可能有如此多解读上的问题？如果真是如此，其书价值则不问可知。
闲话少说，还是多举实例说明，以免空论攻击名人之嫌。需要提醒各位的是，李零先生自言：“我写书，是想帮大家把不明白的地方搞明白。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就说我没答案。”说起来还是很谦虚的，但一个“帮”字，却流露出专家权威惯有的自负。
李零先生认为，孔子留给我们的三个文化遗产是：以人文学术为主的古典教育；学而优则仕——重当官，轻产业；忠孝——重道德，轻宗教。古代社会，大概除了希腊化时代以外，没有哪个民族不是以人文学术为主的，这与农业社会的基础有关，但各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又有相当大的差异，希腊人看重的是城邦的政治，印度人更加关心宗教，中国人更关注由家族关系衍申的伦理。因此，所谓人文学术不过是一句虚语而已。所谓学而优则仕，则明显有以今律古之嫌疑，治国是否可以等同于当官呢？虽然今天看来，两者关系颇为密切，但在孔子那里，实则是有区别的。更何况孔子最欣赏的学生颜回，并未当过任何的官。再说，孔子在和学生谈论人生理想时，认为最理想的生活境界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的思想是相当复杂的，岂可一言以蔽之？
李零先生说：“在孔子论人的品级里，仁还不是最高的，圣人才是最高。什么叫圣人？生而知之，手里有权力，贵族。”这一段话实在是有些太离谱了。圣人就是手里有权力的贵族？真是莫名其妙。遍查《论语》，涉及圣的共有五章，没有一处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比如，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如果是有权力的贵族，孔子怎能见不到？生而知之，如果是一必要条件，在《论语》中并无此关联。另外，圣字的本义，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是通，言无疑滞也，无阻碍也。（见刘宝楠《论语正义》，页294，中华书局）李零之说，可谓无据欺人。
讲到颜回，李零先生说：“除了不顶撞老师，能挨饿，安贫乐道，没什么事迹可学，光听老师夸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这句评论，不但显示李零先生关于《论语》的书读得不够，还表现出思想层次不够，仅仅以事功来论人是非常有局限的。钱穆先生曾经有过一篇文章讨论历史上的边缘人物的，其中就有颜回、陶潜、杜甫等，这些人从来不是以事功名世，却对于中国人的道德思想有巨大的塑造作用。其实，孔子也是这一类人。
李零先生说：“孔子死后，弟子有人想要把和孔子长得比较相象的有若立为孔子的接班人。这样一来，曾子非常生气，他说你也配。”这件事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此事后面内容还相当长，却与曾子完全无关，更未见你也配之类的话。
有的问题，李零先生所提到的内容，也令人怀疑。如：“武力传教是西方文化中最糟糕的传统。……普世性的宗教，其实是思想上的专制主义，和政治上的中央集权有同样的功效。”武力传教云云，举出反例并不难，至少在我看来，中国与西方世界400多年的交往，很少看到所谓明确的武力传教的意图和事实。至于普世性宗教简单和专制主义联系在一起，更是近乎于呓语，这并非李零先生所长。这也是文人学者，尤其是成名的文人学者的容易出现的问题，原本以某一专长名家，但一旦成为名人，就什么都敢谈，最要命的是，很多问题没有经过核对和细细读书，顺嘴就敢讲。基督教是最典型的普世性的宗教，也有过相当强大的思想控制阶段，但不过是一个几百年的时期而已，这与欧洲王权力量不够强大有关。但如果据此就认定基督教与专制主义的关系，那么如何说明文艺复兴后欧洲的宗教呢？
李零先生又云：“胡适强调把孔子从圣人的位置拉下来，跟其他诸子平起平坐。没有这条，就没有中国哲学史。他的书，从一开始，起点就比冯友兰高。”这可真不知是如何说起了，胡适云云，自然也没错，但冯友兰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此简单认定冯友兰先生还是把孔夫子视作伟大教主，并不符合实际。倒是归国之初的胡适，因为年轻气盛、对国学知之甚少的原因，用截断重流的简单办法，直接从孔子来谈中国哲学史，前面一概不讲，清楚倒是清楚了，但却把绵绵长长的历史源流轻易抛开，颇遭后人讥讽。开新固然有功，继承焉可无人？人类的知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继承基础上的开新。今天，胡适的哲学史著作，已经很少有人读了，冯友兰的著作的读者却稳定增长，原因何在？值得深思。
又，“孔子办学，是因为他那个时代，他已经看到，所谓贵族，既没有道德，也没有学问。”这很成问题，孔子同时代著名的思想家叔向、晏子、子产、季札等人，都是大贵族，是当时学问极深的道德楷模，怎可如此断言，贵族既无道德，也无学问？如果要说的话，与其是平民的崛起，不如说贵族血统的下降，降到与普通平民无异的经济地位，是他们带来了过去专属于贵族的知识和文化，而非平民无端端地就成为有知识有道德的一个阶级。
“孔子的教学目标主要是做宰，就是家臣。”这未免太小瞧了孔子的胸怀了，只能说孔子的一些学生的确做了家臣，那是他们这些人参与政治的主要途径，但孔子何尝说过我教你们知识，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去做家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于都；唯季次未尝仕。’”《索隐》引《孔子家语》曰：“未尝屈节为人臣，故子特赏叹之。”明明对做家臣不以为然，何来其教学目标就是做家臣之说？
把孔子三千弟子都称为是苦孩子，也是很不谨慎的说法。其他2000多弟子的身份，我们现在根本无法得知，有人说知道，不过是推测而已。但仅仅就著名的七十二弟子而言，有些可以明确说就是贵族，比如南宫括、司马牛等。苦孩子之说，只能是约略言之，怎可一概而论？
李零先生另外一番高论是：“我们要注意，孔子和先秦所有的思想家一样，他们都是愚民的。”举出的例子当然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早就有人怀疑断句有问题，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此断句，意思可谓大相径庭。到底该如何选择？如果这些问题都未搞清楚，怎可轻易断言孔子主张愚民政策？况且孔子自身就是一介平民，他一生的言行事迹，虽然有尊君之说，但对待君主还有另外一面，就是独立精神。故《论语·公冶长》有“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相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不一一找出佐证。
李零先生还有一个判断是令人相当震惊的：“文革时代是读古书的一个高潮。”对此，我只能说，和我个人的认识相去甚远，如果李先生非要如此说，当然别人也没有办法。但能否说服他人，却由不得李先生。
李先生对自己读《论语》有个方法论的说明：“解释当然是要忠实原典。你通过阐释，借孔子的嘴，说你心中的话，当然没人能禁止你的自由。但如果没有证据，我要说，你这是歪曲。”可是看上面这些内容，李零先生似乎没有很好地贯彻自己的方法论，有不少地方经不起推敲，走入了名人什么都敢谈，勇于大言欺人的老套。
我辈小子，学术浅薄粗疏，对于李先生这样的学者，历来是尊重的。可是，如果李零先生们如此大言欺人，则无盲信之必要，揭开其中的虚妄虚骄，是每一个读书人、一个独立思考者的天赋职责。虽然我说的不一定对，但言必有征，是我的信仰。孔子不是说吗：“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夫子又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论语·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