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写完《读陈》，加之前面《史家典范陈援庵》，认为援庵先生建国前后思想并无大的变化，并于寅恪先生的思想始终相契合，心下殊不自安。早起翻检《陈寅恪集》之《书信集》，有致援庵先生书信十八通，援庵先生之孙陈智超先生所编《陈垣往来书信集》，共有书信十九通，寅恪先生来函十八通，往函一通。寅恪先生书信所收十八通，全来自《陈垣往来书信集》。然而双方通信据此不全的内容来看，抗战战火纷飞的年代，尚且时有书札往还，却也就到1940年戛然而止。此后似不见再有直接的书信往还。其中的原因，恐怕与寅恪先生四十年代后期，患有严重的眼疾，忙于救治有关。
建国后，两位先生确实是走了两条不甚相同的路。援庵先生对新中国的成立，可谓热烈欢迎，与中共积极合作，最后还加入了共产党；寅恪先生虽不愿离开故土，却隐身岭南，虽颇受陶铸等人的关心，却始终对社会潮流保持极远的距离。尤其是拒绝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一职，常为为后人所钦。
然而，彼此之间的联系还有，今检先生高弟刘乃和先生主持的《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书未成，而乃和先生去世，乃和先生弟子周少川先生等完成此书），透露出颇多消息。
1946年致乐素函（乐素，先生长子，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后调暨南大学）：据此间燕大人言，寅丈回国仍在燕大，与来函所说不同。
五十年代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之间的联系是由中山大学冼玉清教授作中介。
1950年，冼玉清先生函：陈寅恪先生身体日健，常有晤言。并附寅恪先生《纯阳观寻梅呈冼玉清教授》：我来只及见残梅，太息今年特早开。花世已随尘世改，苔根犹是旧时栽。名山讲席谁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游览总嫌天地窄，更揩病眼上高台。
1953年，致冼玉清先生函：中古史研究所事情当汪君（指寅恪先生弟子汪篯，任教北大）未南行前（邀请寅恪先生就任所长），曾到舍间商酌，同人意见以为所长一席，寅恪先生最为合适，今闻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颇为失望，奈何！……晤寅恪先生时，幸代致候。
1954年，致冼玉清先生函：谷雨既过，花事正浓，有与寅恪先生唱和否，录示一二，为盼。
同年，寅恪先生作《次韵冼玉清教授寄怀陈援厂》。此诗已佚，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1955年，致冼玉清先生函：寅恪先生起居佳否？闻其女公子调粤工作，可以照顾，甚善。
从此，音信渐绝。此数条可为二先生建国后交往之材料。至于其他的更细致的相互间的看法，因读书有限，尚未有得。或许吴宓先生日记中或许会有一些消息？未查，不敢妄言。作为景仰两位先生人品、学术的后辈小子，无意评判先贤。《老子》“大巧若拙，大言若讷”（四十五章），此足可为后辈之戒。《老子》又言：“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三十三章），岂非二陈先生之谓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