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目前不少剽窃的事例被揭发出来，引起了人们对学术规范的重视。如何引用他人的著述，是学术规范的重要内容。读《东塾续集》，看到陈澧专门有一篇《引书法》，是他执掌广州菊坡精舍时给弟子们提出的引书规范。作为清代后期的大儒，陈澧的讨论，值得我们重视。
陈澧，字兰甫，学者称东塾先生，广州番禺人，生于1810年，卒于1882年。早年入读越秀书院和阮元督两广时建的学海堂，长期担任学海堂山长，后又主菊坡精舍十几载。一生从事教育和著述，著作最著名的有《东塾读书记》、《汉儒通义》、《声律通考》、《切韵考》等不下数十种著作，文集则编为《东塾集》和《东塾续集》。东塾先生不愧为博学硕儒，对后世学术发展影响深远。民国时汪宗衍先生作有《陈东塾先生年谱》，可以详细了解其生平。下面抄录其文，个人感想以案语的形式附在每条之下。
说经之文，与时文不同者，时文不能引书，说经之文则必须引书。引书有引书之法，得其法则文辞雅驯，不愧为读书人手笔，且将来学问成就，著述之事，亦基于此矣。其法本不难知，今为初学者详述之。
案：时文即八股文，与学术相去甚远，可不必理会。经学是清代学术的主要研究对象，故说经之文可视为学术论著。陈东塾很看重引书之法，至云乃学术之基础。看似夸张，实则引书还涉及到查书、用书之法，自然与学术路数密切相关，由引书可见学术高下，绝非虚言。
一，前人之书当明引，不当暗袭，《曲礼》所谓“必则古昔”，又所谓毋剿说也。明引而不暗袭，则足见其心术之笃实，又足征见闻之渊博。若暗袭以为己有，则不足见其渊博，且有伤笃实之道矣。明引则有两善，暗袭则两善皆失之也。
案：道理甚明，不必多说。《曲礼》乃《礼记》的一篇。
一，引书须识雅俗，须识时代先后，书之雅者当引，俗者不可引也。时代古者当先引，时代后者当后引，又或不必引也，在精不在多也。若引浅陋之书，则不足登大雅之堂矣。
案：今人著书，多有不明引书之法者，时代先后无论矣，更有误者，至以引书越多越见博学，遂泥沙俱下，不但浪费精力，且不明学术门径。
一、书之显赫者，但当举其书名，亦有当兼举其人之姓氏者。其次则当兼举其字或号或官或谥，若其人其书皆不显赫，则举其名，此当斟酌于其间也。文字之内，说古人亦当斟酌，如韩、苏岂可直呼为韩愈、苏轼，此最显而易见者也。
案：此处说明行文之中，当对前辈学者心存敬意。以今言之，如此似嫌繁琐，甚或受古人束缚。其实不然，如无敬意，文章自难用心，文章之优劣，不问可知。
一、所引之书，卷帙少而皆熟习者，但引其文可矣。否则当并引篇名，则注明卷数，以征核实。
案：上面两条，都提到如何才能用短少的文字清楚表明引文出处。现代引用法与此不同，领会其精义即可，不必拘泥。
一，引书数条，固当以时代先后为次第，然亦不可尽拘，有以此一说为主，以彼一说佐之者，有以此一说牵连彼一说而出之者，此当审其文义，以定其次第也。
一，所引之书，其说甚长者，当择其要语，或不必直录其文，而但浑括其意，如孔疏引郑注有云“郑以为”者，此亦引书之一法。
一，引书必见本书而引之，若未见本书，而从他书转引，则恐有错误，旦贻诮于稗贩矣。或其书难得，不能不从他书转引，宜加自注，云未见此书，此从某书转引，亦笃实之道也。若其书已亡，自当从他书转引，然亦必须明所出之书也。
案：此条尤为紧要，必见其书，然后引之，不但可以避免断章取义、或他人引用错误之处，更可开阔视野，增进目录学修养。
一，引书之后，继以自己之语，宜加案字，或据此云云，如引书多，不能每条如此，亦须斟酌文气，使自己之语与所引之说，不相混淆。
一，引前人之说而加以称赞，必须斟酌，如郑君、朱子之经注，许氏之说文，马班之史书，何待称赞，若必须称赞则其语须简而实，如以浮辞称赞，则愚矣。
案：时见引文之后，多有浮辞虚应。此乃读书不细、不精之明证。其实不必，切实分析即可。
一，前人之说，有当辩驳者，必须斟酌语气。如郑君、朱子之书，亦岂能无误，但当辨析，不可诋諆，即辨析亦须存尊敬之意，如郑注周礼不从先郑之说者，但曰谓云云，此当丰以为法者也。若其人不必尊敬，其说又乖谬，足以误人，则当正言驳斥，仍不可加以谩骂，致有粗暴之病，至其人其书，皆无足轻重，则更不必辩驳矣。（《东塾续集》，卷一，《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七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案：此仍是引书当存敬意，即使有错误，就事论事可也，不必存有偏见，更不可肆意讥讽、谩骂。人为有限之物，孰为全知全能？不敬他人，即不敬己。不敬则心浮气躁，学问无着。
东塾《引书法》可概括为：出处必须清楚，引书必见原书，引书当存敬意。此乃古人精义，但究属学术规范之形式，不足以概学术规范之全貌。如有兴趣，读《东塾读书记》，读书之博、考订之细、理解之精，深入到问题与材料之中，博学明辨，方为学术规范的核心。今人讨论引用和注解的方法，不妨看看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十五章《引书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颇为详明。
以上案语，如有不妥之处，还望诸位学友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