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累人,读好书更是累人。陈寅恪先生的《论再生缘》(见三联版《陈寅恪集》之《寒柳堂集》)是一部广为传颂的学术名著,我却一直不敢去读,因为相关的知识背景太少,而陈先生的旁征博引,常常就让人看昏了头。虽然对于先生南北朝、隋唐政治史的文章以及《柳如是别传》极感兴趣,却对此书退避三舍。昨天终于有了个机缘,使我决心把这部书读完。上完课,看到Z同学坐在那里看《唐寅文集》和《再生缘》,现在想想,当时忘记问她,为何能一起读这两部书呢?但对于没见过的书,总是非常想见识见识,就冒昧地请Z同学帮我复印这两部书。目的自然是突然想到,久也不敢看《论再生缘》,不就是因为没见过《再生缘》原书吗?既然Z同学肯帮忙,我自然要看,否则岂不是辜负了同学的一番辛苦?下午回到家,就马上从架上抽出此书,躺在床上开始读。其实,这个顺序是有问题的,我应该下次拿到书,看完以后,再对照原书来读的。但仿佛上完课就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恨不能一下读完。结果107页的小书,竟然用了昨天一个下午,今天一个上午,才勉强读完。
陈先生此书,把清代弹词《再生缘》模糊不清的作者及其生平和成书的过程利用大量的文献考证给揭示出来。《再生缘》的作者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女才子陈端生所做,她出身钱塘官宦世家,文化基础很好,其妹陈长生也是一个有名的女才子,是当时著名诗人袁枚的女弟子。端生出嫁较晚,在出嫁前她已经写出了十七卷中的前十六卷。出嫁给湖州的范氏后,陈先生考证其夫君是范菼。端生乃范菼继室,婚后感情极好,生有一双儿女。但好景不长,几年之后,范菼因为科场弊案,而被流放到边疆地区。其实,陈先生在《论再生缘》中如此认为,但十年之后,也就是1964年再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以后,他认为范菼实则是被冤枉的。但不管怎样,端生的生活陷入到非常困难的境地,经过此番苦难,直到十年以后,她才又动手写了第十七卷。结果书未成,在嘉庆元年大赦之中,范菼即将回到故乡,可端生却在他回来之前去世了。年龄也只有四十出头。如今的全本《再生缘》一共二十卷 ,后面三卷,是当时另一位女才子梁德绳续写的。德绳字楚生,出身浙江文化名门,嫁于官宦大家,其夫君许宗彦、兄弟梁玉绳、梁履绳都是清代学术史上重要的人物。但陈先生并不欣赏楚生之续作,觉其安于普通的道德教训,循规蹈矩,毫无新意。而端生不同,端生对于整个故事的描写,都表现出她对于当时普遍的男女不平等的反抗和嘲笑,是当时女子中极为难得的,其实,在男子中,这样的思想也是很罕见的。袁枚要算是一个。
但读完此书,既佩服,又有怀疑,也有感悟。
佩服。佩服什么呢?佩服陈先生的发覆之功。何谓发覆?陈先生的及门弟子中山大学蔡鸿生教授在其《仰望陈寅恪》一书中有专门一节谈“发覆的魅力”。蔡先生既已有成说,但录之无妨:“他读破了世人皆可得而见之的典籍,如《世说新语》、《资治通鉴》和新、旧《唐书》之类,完全不靠孤本秘笈,就能化腐为奇,举重若轻地把历史事物从潜在的状态导向现实的状态,从在场的东西引出不在场的东西。这种奇妙的境界,不能说是史从思出,而是学者的精思复活了死去的历史。”其有几个特点:“第一,由表及里,层层推进历史认识,达到剥蕉至心之效。”“第二,以小见大,犹如牵线头接网络,从单一事实追寻到发展趋势。”“第三,史外寻史。这不仅是一个史料问题,尤其是一个 眼界问题。”一句话,能够读书得间,也就是能发现文字背后更丰富的历史内容。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要想理解许多文字字面意思尚且困难重重,更何况说读书得间的发覆之功呢?不过,蔡先生对于陈先生何以能达此境界,未详加解释,并非蔡先生不知,而是文章内容的要求。在我看来,除了勤学精思而外,最重要的是,陈先生有深厚的目录学知识和文学、思想方面的修养。目录学知识使陈先生做任何一个问题都能够几乎涸泽而渔,把需要的史料都一网打尽,不但知道有些什么书,而且知道这些书各自的用处和特点,以及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书。这样深厚的功夫,加上陈先生对古代文学的敏感和思想的自由,可谓触目皆为问题,皆可联系,结果是写出的著作体大思深,文字沉郁,还有对于我们做历史的来说最为重要的,几近彻底的发覆。当然,这最后一句稍稍过分夸张了。在《论再生缘》一书中,陈先生可谓把发覆的史学发挥到淋漓尽致。仅仅从陈端生在书中模糊表明自己写作历程的诗句、族人陈文述的零星而不清楚的侧面记叙,以及陈长生不多怀念端生的诗句生发出来,博采《清实录》、《大清会典》、地方志、当时人的各种文集当有百种上下,把端生的生平和写作《再生缘》的经历,再现在今人眼前。更让人感佩的是,1953年的陈先生蛰居中山大学,双目几近失明已经数年,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这样的著作,岂能不令人感佩?
再说怀疑。这是我第一次对陈先生的文章发生怀疑,当然,是在没有阅读任何史料的情形下对于论证过程的怀疑。我这样一个无知小辈怎敢妄自怀疑大师呢?我对陈先生之敬仰,毋庸怀疑。但人人都是有限之物,陈先生自然也不例外。今天来不及说了,陈先生此文相当多的时候,因为论据不足,或者没有直接的证据,只能依靠猜测。在我看来,许多论证未必能够真正成立。当然,陈先生自己也是意识到这些问题。在53年做《论再生缘》时,他认为范菼是参加了顺天乡试,且有作弊,论据相当薄弱。但到了64年时做《论再生缘校补记》,则云范菼当为被人冤枉的。老实讲,是否是此范菼,就是端生之夫,我尚且觉得没有直接证据,范菼被冤枉,也并无直接证据,陈先生此文有些部分实在有些像是无米而炊的巧妇,尽情地施展自己的史学解释的技巧,但似乎尚不足以服人。当然,这不过是我一介迂腐书生之见,第一次看,又不是很认真,做不得数的。不过,似乎也有痕迹可以支持我的,蔡先生对于他的老师陈先生是很推崇的,几乎篇篇重要的著作挨个分析,但是独独讲到《论再生缘》不过是一带而过,岂是偶然?如若此文论证足够坚实,尊师如蔡先生者,怎能不大表特表?具体的例子,有机会再举给大家。需要再补充一句的是,无论我怎样怀疑,都不足以减弱我对陈先生的敬仰,在今后的读书生涯中,这种敬仰之情只能越来越浓烈,而非日渐衰歇。
最后说说感悟。陈先生这部著作,体例可谓不够严谨,时不时会加入自己的一些诗词和感慨,但这些感慨可能更能说明陈先生在写作此文时的心境:“今观陈端生再生缘第一七卷中自序之文,与再生缘续者梁楚生第二十卷中自述之文,两者之高下优劣立见。其所以至此者,鄙意以为楚生之记诵广博,虽或胜于端生,而端生之思想自由,则远过楚生。撰述长篇之排律骈体,内容繁复,如弹词之体者,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以运用贯通于其间,则千言万语,尽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实情感,亦堕世俗之见矣。不独梁氏如是,其他如邱心如辈,亦莫不如是。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也。”(第73页)
在建国后思想环境极为严酷的条件下,陈先生此言,自然是君子自道,表明了自己对于思想自由的坚守。此乃陈先生不可及之处。故虽然读陈先生此书,甚为费神,收获更多,怎能不欢欣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