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益民de博客

晚上九点多，才爬山回来。打开放在桌上的手机，有启伟的短信，说著名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今晚七点半到华师演讲，希望我能去录音给他听听。启伟的短信是下午将近三点时发的，我那时已经在去火炉山的路上。当然没有完成他的托付。其实，我心里也挺遗憾的，汪先生是我很喜欢的历史学家，他的《史传通说》、《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史学九章》这几种书，我还真好好读过，最喜欢的，还是关于郭嵩焘的那本。这可算不带手机误事的一例。
虽然如此，心里也并没有多少遗憾。我们不能见到的名人很多，因此不见汪先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当然，能见到也不错。就个人的想法来说，能认真看看汪先生的书，就已经足够了。我有时会发呆，今天想到这个问题，另一种想法就是，谁能说，爬山给人的收获，就一定不如见名人呢？至少我今天不后悔，能离开书桌和电脑，能离开房间，去看看群山、绿树和山泉，能呼吸山间清新的空气，能听到小鸟婉转的啼鸣，吹着迎面扑来的清凉的山风，不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吗？
见名人、听讲座的惬意，和爬山感受到的惬意，真的有高下之分吗？我可真怀疑。不过，不管怎么说，还要请那些听了讲座的同学，告知何处有此次讲座的录音或者PPT，我好给启伟一个交待。
一直不习惯带手机，不是因为怕接电话，就是觉得带在身上像是个累赘。似乎也没耽误过什么事。想起上大学那会儿，给家里或者朋友们写信，一个来回要半个月以上，短的也有七八天。后来打长途电话，死贵不说，还要到电信局或者他们办的电话亭去打，还要排大队，几乎不打电话。再后来，就是电话座机普及，似乎也没有那么急，有什么事，电话那头找不到人，也很正常。再后来BB机出现，几乎是可以随时联系，但BB机主可以以找不到电话亭，不回电话。等到手机遍地都是的时候，手机变成似乎我们必须随身带着的东东，否则那头就会着急或者焦虑。现在则是QQ或者MSN，人们即时联系的意识，几乎遍布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有过两部手机。第一部是七年前装修，不得不买，可后来也仅限于装修，或在外给家里人打电话。回到家里，就作废了。初时，因为时间长了，废掉一个卡，还再买一个；可两三次都是新换的卡还没用过，就作废了。从此不再用手机。今年因为常常外出周游，总用妻的电话她不满意，只好又弄了一个手机。可不知为什么，就始终没有很积极的意识带手机。
常常想，不带手机对于从事其他工作的人，比如做生意、领导来说，是很麻烦的。但对于我们这些教书匠来说呢？我觉得似乎并没有什么影响。家里的座机就足够用了。或许，是我的观念跟不上节奏越来越快的生活了，也许是太懒，又或许，是心里隐隐对于手机的排斥？说不清楚，手机大概会一直用下去，但不带的习惯，可能不会改变。
说了半天，头脑都不清楚了，可见话唠的积习难改。在这个手机和网络的时代里，为什么我会这样感到有些恐惧呢？或者有些内心的排斥呢？我不是不承认手机和网络的好处，若真能视而不见，那我可就实在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了。但是，我常常不带手机，除非特别明确要出门，有事情要联系，才会有意识地带上。这对于周围的朋友似乎不甚公平；另外，我常常在网络上混日子，可我也常常在想如何摆脱网络的办法，比如爬山或者泡图书馆，等等。手机和网络说到底是个工具，是否使用，还是要我们自己来决定。怎么可能把问题归结于手机和网络呢？这显然也不是很公平。但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联系和沟通的手段达到了无所不至的程度，可同时我们个人的空间也被更强地挤压到几乎难以呼吸。
或许我太夸张了，其实，归根结底，或许仅仅是我自己的不适应。看着那些年轻人熟练地玩着手里的手机，有的甚至还有两三个，真可谓如鱼得水，我还是感到自己的想法，似乎过于褊狭了，不过是自己个人的感受而已，谁也代表不了。不管我怎样想，手机和网络都会在这个世界上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