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益民de博客

衣傲兄指点读读陈寅恪先生的《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序》，打开手头的《励耘书屋丛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本，1982年），才发现自己过去竟然读过，甚至画过，如今却全然不记得了。读书散且浮，甚至无所用心，大概是我早已自知却很少想办法去改正的毛病。对此提出批评的师友也很多，如今想起来，只能惭愧以对。但是否能有所改进，我没有自信，有时候人的天性，是根深蒂固的，不是想改就能改动的。再说，我也的确不是一个有着很强自制力的家伙，至于学术上的雄心壮志，过去或许有过一点儿虚幻的影子，现在却没有了。或许，我应该做的，是认真钻研几个小问题和好好读几本书，这也是最近的目标所在。唉，不说了，以上种种都是废话一堆，还是抄一遍陈先生的大序，或许还能得到实际的教益。


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论者辄谓爱新觉罗氏以外族入主中国，屡起文字之狱，株连惨酷，学者有所畏避，因而不敢致力于史，是故然矣。然清室所最忌讳者，不过东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数十年间之载记耳，其他历代数千岁之史事，即有所忌讳，亦非甚违碍者，何以三百年间史学之不振如是？是必别有其故，未可以悉由当世人主摧毁压抑之所致也。夫义理词章之学及八股之文与史学本不同物，而治其业者，又别为一路之人，可不取与共论。独清代之经学与史学俱为考据之学，故治其学者，亦并号为朴学之徒。所差异者，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阙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段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阙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难。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其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余力肆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今复取前所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刻木印行，命寅恪序之。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故承命不辞，欲藉是略言清代史学所以不振之由，以质正于先生及当世之学者。至于先生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则读者自能知之，更无待于寅恪之赘言者也。挚仲洽谓杜元凯《春秋释例》本为《左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先生是书之所发明，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然则是书之重刊流布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岂仅局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一事而已哉？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二月陈寅恪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