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有两位同学来聊天,谈及我在博客上对于现实的关注,他们转述了一位同学的说法:“与其看作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事态的针砭,不如说是一个普通民众对自己身边的事情的一种发言和知情的需要。”并认为这样的看法更符合我的性格特点。此种说法,深得我心。
记得过去读书的时候,读到过一种说法,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应该作为社会的批判者的姿态出现的。这种说法是否合适,我没有细想过,恐怕多少还是有些偏颇之处。若这样说,似乎专门指那些公共知识分子才对。但在这个社会中,有大量的在不同领域的人,在技术、知识和思想上不断突破社会既有知识的局限,却并未明显以的批判者的态度来看待社会,那他们就不算是知识分子了吗?恐怕不是这样的。
说到时下人们常常谈到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可能有自己专精的领域,也可能并没有,但都是以整个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反思、批判和解读作为自己的一种特殊的使命。前者我们可以举葛剑雄先生为例,他专精的领域是历史地理,但近十多年来,葛先生却不断把目光转向社会层面的事务的反思。后者可以以梁文道、冉云飞等先生为例。我这里仅仅是举例,并无在心目中认为他们就一定是知识分子的典范这样想法。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不是某家的专利,而是知识共同体乃至全体民众共同构成的。
我的确对于现实没有那么强烈的意识,甚至常常感到厌恶。这种厌恶,说到底是对于政治和权力的厌恶。之所以关心,并非自相矛盾,而是虽然厌恶,作为社会的人,却无法摆脱政治和权力的影响。在现代社会,这些力量更是无所不在。我知道现代社会有一种倾向,就是去政治化,但在我看来,去政治化本身,实则也很可能是对政治的另一种反应。
谈到去政治化,似乎马上就会想到陶渊明那样的隐逸生活,现代社会也有很多人,颇具隐逸之风,或者安于某一项技艺或知识,但那大概是少数人的事情,这些人不但要有闲,而且要有专注的精神或者极为淡定的心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条件并不具备。尤其是我辈工薪阶层,就更无法摆脱整个社会各种风吹草动带来的种种影响。对于那些可能危及大多数人的问题,也就常常会感同身受,不能不关心;关心而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却默不作声,不免郁闷,不如倾吐出来。
这是我们在这样的社会里无可逃避的命运,至少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正如那位同学所说,我所渴望的,仅仅是不必怀有对社会控制机器的隐隐恐惧而能自由说话当然也包括自由批评的权利,仅仅是希望那些社会赋予他们权力却在不断摆出主人架子滥用权力的人能够在民众的监督之下限制他们的权力,这个社会曾经发生将要发生的一幕幕惨剧不再让真相一次次地躲猫猫、喝凉水、撞墙死。如此而已。虽然人生短暂,并无深可留恋之处,但既然活着,我就并不希望自己也遭遇到那样的命运。
从上面对自己的一些简单剖析来看,我思考的重心,不过是自己和自己身边的环境而已,并无任何对于公共事务的使命感,与什么公共知识分子全然不沾边儿。说到良知和针砭,就更不敢提。良知何其难也!轻言良知者,大都离良知甚远。针砭何其易也!随意针砭者,每每会轻下判断。
然而,即令如此,自由言论的权利,却是我们短暂人生中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最根本的权利。因此,那位同学的说法,与我心有戚戚焉:我不过是一个自我及其环境的参与者、观照者、思考者,如此而已。人生之乐,莫过于与几位好友优游山水之间,反思自我,反思彼此,反思天人之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每一个人介入现实的方式有所不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运,未必事事皆可自为。然个体意识又不能不起作用,沉溺于现实种种,或者自处于红尘之外,或者在尘世中扮演高高在上者,均非我之所愿。如果给自己一个更准确的定位,那就是生活着,反思着,交流着,知道自己是红尘之中一微粒,然而,在这颗有意识的微粒心目中,自己和同类也自有尊严在。
一个同学的一句话,竟然让我如此啰嗦地解读,未免有些变态,或许是码字的积习,不能不引起人的难以知晓、难以控制的异化,好在我并不在乎异化,因为人的本质就是在不断异化或者变化。
想起过去买过一本以赛亚·伯林的书,书名是《现实感》,买回来却从来没有看过,不知伯林在那里唠叨了些什么?或许有和我在此想的问题有关的。其实,就个人来说,关心现实,还有一个极为现实的思考,自己是学历史的,历史就是过去的现实,要想理解过去的现实,我们无法不借助于今天的社会现实,作为某种认识的媒介,包括我们这些认识者自身,都是现实的产物,我们又如何能够离开现实呢?这一点,或许应该去重读过去没有看懂过的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现实》。